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管见

１９８１年五届全国人大第１９次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 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出 现了重大变化,法律解释领域成了“国家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域”。这一法律解释体制富有中国特色,它的运行也确实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作出过贡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这一法律解释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法制建设的需求,它的设计的不合理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在司法解释领域,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行使,出现的冲突问题已经不能通过用“‘两高’联合进行司法解释”和“‘两高’分别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应当保留

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８１年６月 １０日通过 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赋予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权,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司法解释体制。近来,对此出现了一些不同 意见,如认为高检院不应享有司法解释权,也有人 认为刑法只能由最高法院解释等。笔者认为,我国 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国家机构设置特点和立法、 司法实践具体情况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司法解释体 制,应当依据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从检察工作、司 法实践的实际和需要出发,客观、慎重地看待这一 问题。 据初步统计, １９８１年至 …     

从对抗到和谐:恢复性司法的制度建构

本文通过对恢复性司法在国外的缘起、兴盛、利弊以及我国引入该项制度的本土性条件的分析,认为恢复性司法具有保障人权、矫治犯罪、修复关系和提高效率的功能,符合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与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相吻合,并从理念层面、政策层面和制度层面就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我国司法解释权扩大化成因分析

司法解释对于法制的建立与完善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解释权却逐步走向扩大化的道路,这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同时也侵犯了立法权威。致使司法解释权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立足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对其予以分析,以期还原司法解释权的真实面目,为控制司法解释权探寻路径。     

列宁司法思想的理论逻辑

列宁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者,他从俄国的政治经济实际条件出发,在对资产阶级司法的局限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阐发了司法独立、司法平等、司法民主、司法监督和司法公正等一系列的体现人类司法文明精神的思想理念。根据这些思想理念,列宁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司法体系进行建构并应用于苏俄社会主义司法建设的实践。列宁的司法思想是列宁在领导俄国长期革命斗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人民主权、民主集中制、法制统一和权力监督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构成了列宁司法思想的理论逻辑起点。     

刑法司法解释权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随着国内法治建设的逐渐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刑法司法解释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也得以提升.刑法司法解释权能够有效维护刑法的安定性以更好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同时还能够避免刑事司法裁量权的滥用,保证法制统一,在有力打击犯罪行为的同时充分尊重人权.但是因为各个主体之间必然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的扩张性特征,刑法司法解释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本文结合笔者实际研究,分析了刑法司法解释权运作过程中的三个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海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制度逻辑及建构

我国部分沿海检察机关近年来探索开展了海事诉讼监督实践,但因立法、体制、机制等诸多障碍影响了该项职能的运行发展。面对当前推进海洋治理现代化及检察权全面充分平衡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应当树立陆海统筹的检察理念,在全国设有海事法院的省市大力开展海事诉讼检察监督。在立法上对海事诉讼检察监督权加以明确,在制度上建立健全相关工作衔接机制,在机构建设上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有力保障海事诉讼检察监督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重塑

合理构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欲使这三种权力形成合理关系,需要根据审判权运行存在的问题,在客观评价法院科层化组织结构与法院内部复合化权力构造以及院、庭长职权配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严格区分法院组织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进一步明确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定位,完善其职权范围与行权程序,并构建审判权反向制约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相关机制。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出合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     

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

从程序法、证据学以及司法改革的角度切入错案防止问题是必要的,但实体法也应该为减少错案贡献自身力量。合理的刑事实体法理论,必须考虑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司法规律、司法逻辑,必须有助于解决某些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以刑法为切入点,要防止错案,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指导下,形成客观优先、分层次判断、实质判断的刑法方法论及相应的司法逻辑。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刑事司法逻辑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进行改造,确立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先性,将传统上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还原为客观判断,并建构判断主观要素的"客观标准",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蕴含在新的理论构造背后的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作为一种观念形象,对于合理的司法逻辑的形成必定会发挥积极影响。     

司法权的人民化建构研究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权和司法权的建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西方国家沿着司法权的法治化发展方向不同,我国走向了一条突出人民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建构司法权的道路。这一人民化建构方向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和后遗症。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与后遗症,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深化,可能不无积极意义。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理论基础探究

全面推行侦查权司法控制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开展侦查权司法控制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作为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侦查权的行政性质是司法控制的内在型基础;保护被追诉人权剩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外在型基础;正当程序理论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理想型基础;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法理型基础;刑事诉讼构造理论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结构型基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推动司法鉴定管理系统工程的基本制度建设

2006年是构建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关键一年,为贯彻落实中政委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在今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指示,按照抓落实,打基础,建制度的总体要求,当前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基本制度建设,正确处理四对关系,发挥两大功能,抓住两大支撑点等项工作,进一步推动司法鉴定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建设。一、以科学组织方式推进制度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司法部的总体要求,必须认真设计基于科学的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和系统方法(systemapproach)的制度建设的组织方式和实施架构。以使得参加司法鉴定规章制度立法活…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司法廉洁制度的创新完善与路径选择

司法不廉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的交易。〔1〕法官执掌国家审判执行权,是易滋生腐败的高危群体,司法不廉对司法公信具有毁灭性破坏。以制度创新保障司法廉洁是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地围绕司法廉洁的改革创新层出不穷,但司法     

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采用如下定义:司法权指审判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司法权。司法行政权指与审判权有关的行政权,部分司法行政权带有“准司法性”,但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司法行政权包括两部分:(1)在法院内部,除审判权之外,法院的财政、人事任免、司法裁判以及其它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等行政权。(2)在法院外部,侦查权、公诉权、法律监督权、监管权、司法考试、非诉法律事务以及法律职业管理等。以上除审判权之外,所有这些分散在若干个职能部门之中(包括法院本身),各自与法院的审判权发生职能上的衔接的行政权,均系司法行政权范畴。该范围比通常所说…     

法官的权力——中国法官权力约束制度研究

对法官权力的约束一般是在三个制度框架范围内进行的 :政治与行政的 ,道德与宗教的 ,法律与程序的。中国的法官在法律领域拥有重要的、无序的权力 ;在政治与行政制度框架内权力则极其微小 ;宗教与道德的多元化则使在该领域中法官的权力未能受到有效制约。权力制约是柄双刃剑 ,既可能对有条件产生腐败行为的权力领域构成约束 ,也可能加剧该领域腐败现象的蔓延。由于中国的法官在承担公正司法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方面缺乏条件和能力 ,而在法官真正滥用权力时 ,国家与社会则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能力 ,因此 ,通过建立一个要求法官必须充分、公开说理的法律制度 ,在特定的法庭空间内 ,在法律的框架内 ,保证同时又约束法官的权力 ,才能真正做到司法独立 ,也才能真正约束法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