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现状、特征及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上海、重庆、吉林、广东、福建、湖南、山西、新疆、四川和青海等10个省份获得有效数据6159份。通过对6159份有效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公民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不同代际被试的政治认同表现差异显著,随着代际更替变化,其政治认同的得分出现明显回落的趋势;同时,公民月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其社会身份特征(户籍类型)对政治认同差异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控制性别、所处区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职业类型、月可支配收入等背景变量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政治沟通表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发生作用的"联动器"。     

教育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1956—2009)

基于"中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城市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状况变迁,以及教育对职业获得与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与个体属性特征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其中父代教育水平、性别与地域因素的时代影响效应最为显著;教育对向上职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其时代效应存在差异,中等或大专学历对进入精英职业影响的时代效应逐渐减弱,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影响效应则日趋增强;最后,教育水平对精英阶层自身地位的稳固及其阶层间的内部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优质教育获得已经成为精英阶层实现社会地位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基于2012年3月对洛阳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实证调查,发现洛阳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88.7%的城市居民对生活感到满意;在洛阳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变量因素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职业变量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城市发展对青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2019年"全国城市发展指数"、2011年和2019年青年发展的相关调查数据,探究城市发展对青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发展水平与青年生活满意度之间并非线性关系;青年的生活满意度先随城市发展水平而提升,城市发展显著促进了青年的生活满意度;但城市发展超出一定水平后,青年的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城市发展对青年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城市发展水平越高,生活于其中的城乡青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越大;城市发展水平同户籍、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微观社会人口学变量共同作用于青年的生活满意度。     

论家庭结构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

基于四川省调查数据研究家庭结构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已不再局限于"男孩偏好",需增加"双性偏好"视角的观察;除年龄、受教育年限等个体因素以外,子女构成和家庭结构因素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也表现出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有关微观心理变量及其效应有助于更深入把握家庭结构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机制。     

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同胞关系

同胞关系是个体人生成长过程中最为持久的陪伴关系。延续"代沟"的理论视角,以"隔阂—亲密"的对应维度审视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同胞关系,试图揭示家庭内部手足之情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校生问卷调查和自传日记研究发现,同胞关系具有血缘先赋性和交往互动性。在不同教育阶段中,同胞关系状态主体趋于亲密,但"同胞隔阂"始终相伴;同胞关系呈现出"稳中有变"的互动需求,主要表现在成长过程中同胞间的生活互助、心理归属在增长,个体独立意识递增导致同胞情感纽带在减弱;被调查者的受教育阶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条件、家庭亲子关系环境对家庭同胞关系具有显著性正向作用。     

人格特质与青年职业地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特质分类中的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尽责性、外向性以及亲和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只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可通过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对青年职业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要重视对青年的人格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     

对城市居民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综合分析——基于CGSS2003和CGSS2010数据

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可以通过对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2003年到2010年,城市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非正向评价增多,正向评价减少;与中央政府的评价相比,地方政府的非正向评价比例增长幅度更大。收入低的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收入高的城市居民,但是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分上,低收入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低于高收入城市居民。性别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评分有显著差别,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男女没有显著差别。教育、年龄和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等变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影响具有一致性。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需切实提升环境治理水平,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开展环境保护宣传,以提升公众环境关心水平,同时要打破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增长机器联盟,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评体系。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社会资本对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追踪数据研究

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追踪数据,本文研究社会资本对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灾后初期缓解了灾难对民众心理健康的冲击,社会网络规模对民众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在重建初期,强关系表意性功能显著,随后网络差异所带来的信息和资源的机制作用显著;城市经理层对改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经济富裕阶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源机制和社会网络相对地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可对此提供理论解释。     

人力资本类型及匹配对大学毕业生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

以往研究证实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地位获得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但这些研究忽视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对大学生初职地位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将大学生人力资本区分为背景型和过程型两种类型,利用2019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毕业生调查数据,考察两种人力资本及其匹配情况对大学毕业生客观初职地位和主观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背景型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工作月薪和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提升工作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过程型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客观职业地位和主观职业地位均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匹配对提升大学生工作满意度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对如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质量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闲暇活动——基于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交叉列联探讨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分层和四类常见的闲暇活动;通过对四类闲暇活动和职业、收入、教育程度这三个客观社会分层指标进行潜类分析,探讨了总的闲暇活动频次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研究发现: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社会分层,在闲暇活动上也体现出阶层化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教育程度、主观社会阶层自我评价等变量对总的闲暇活动频次有着显著影响,而且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     

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1996-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面板协整方法对教育不平等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教育不平等的减小并未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而教育扩展有利于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二者作用效应的不同一方面源于劳动力市场改革、教育回报等因素，另一方面源于教育不平等减小、教育扩展都还不够。（2）教育不平等减小、教育扩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教育扩展水平和足够低的教育不平等程度之上，这意味着促进教育公平是一个长期过程。（3）就政策建议而言，完善教育财政体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扶持、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有助于形成良性作用机制。     

农村社区化建设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分析——基于济南市展洼社区的实地研究

农村社区化建设对农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住方式、文化休闲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公共服务的获得方式等多个方面。基于山东省济南市展洼社区的调查研究,分析农村社区化建设对农民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在农民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社区化建设发挥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农民对这种影响所产生的抵触等反向作用,政府应以此为基础调整社区化建设举措以适应农民真实需求。     

休闲农业的内在逻辑与政策响应

休闲农业是具有较强吸收性、包容性、协同性的产业体系。以"五生"内涵框架为出发点,从产业哲学的角度对休闲农业产业的主客体、载体、本质、构成要素、运作机理、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思考。研究表明,休闲农业的"五生"有机融合为一体,产业主体、客体、载体之间,通过作用与反馈路径相互影响,互为支撑,而由此衍生并结合新兴产业发展理论,提出了休闲农业产业主体参与发展有裂变、嫁接和协同三种主要方式。最后,针对休闲农业产业整体性发展提出完善土地使用制度、营造优惠政策环境、创新政策体制机制、运用互联网+思维等政策建议。     

性别、学术职业与高校青年教师收入不平等

本文基于"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数据,对我国高校男性与女性青年教师收入差异问题进行实证分析。"邓肯隔离指数"计算结果表明,这种收入差异并非源于入职前的职业隔离;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指出,在控制个人背景、工作努力程度等变量后,女性青年教师收入水平依旧明显低于男性,这说明我国学术职业领域确实存在"工作内收入歧视"。这些结论反映出的学术职业领域性别歧视问题应该在今后高校行政体制改革中予以高度重视。     

流动家庭的团聚:以北京为例

中国的人口流动正在经历着从家庭成员分离向家庭成员团聚的转变.本文利用"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做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及分离的流入地视角的定量研究.我们把家庭类型变量与受访者个人变量相联系,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分合的因素,发现流动家庭的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与家庭团聚与分离的关联不大,家庭成员的个人因素,如良好教育、较高收入、流入时间长等,都有利于家庭团聚.两类家庭受访者信息的比较研究还显示,团聚家庭在定居意愿、使子女有更好教育等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     

收入风险与个人职业选择——基于风险态度的研究

本文采用"北京市企事业单位职工就业状况调查"的数据,对北京市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职工的收入风险、风险态度与其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越愿意冒风险的个体,越不会选择去国有部门工作,这反映了风险态度对个人职业选择的影响;个人选择在国有部门工作,主要是考虑到收入、工作压力、社会地位、工作稳定性这四个因素;就我们的调查样本而言,只有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硕士及以上)的个体选择私人部门工作才获得了收入风险补偿。据此,文章提出了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建议。     

关于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对上海市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

通过对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描述,本研究发现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在以都市职业男性为参照体系下,都市职业女性有着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学历、年龄、单位类型、婚姻和收入等都对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意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