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中国民众眼中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观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探索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程。在日益丰富的政治参与研究中，一直缺失针对民众政治参与观念的系统研究，且不了解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情感和认同倾向。文章从认知、情感和认同等三个维度，系统构建中国民众政治参与观的概念框架与测量工具，并利用系统性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在参与认知方面，与研究者主要从民众影响政府决策角度的界定不同，民众多从其与政府互动的双重视角理解政治参与；在参与情感方面，民众的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都偏低；在参与认同方面，对公民行动、接触型参与和沟通型参与的认同度较高，但对抗争型参与的认同度较低。借助潜在剖面分析方法，验证了民众参与观类型学的理论模型，发现同时存在“传统臣民”“依附主义者”“潜在抗争者”“准公民”“模范公民”等五种观念类型。总体而言，参与型文化正在中国民众中形成，但与政治参与观发展的理想状态仍有落差。这些研究发现，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观、推动政治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背景下的政治参与和沟通

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迅猛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信息化程度的发展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和动力,其中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又以信息化的发展为依托。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互联网的普及带来的"网络民主"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通过新型媒介进行政治沟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     

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相关数据，分析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及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根据“连接”结构差异，可以将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划分为独立型、常规型和丰富型；其中，独立型和常规型圈群特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年中更为明显，丰富型圈群特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中更为明显。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青年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与独立型和常规型圈群特征的青年相比，丰富型圈群特征的青年在政策参与和表达参与方面更为积极；在维权参与方面，则出现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间的“两级分化”现象。研究发现为理解互联网与青年政治参与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实证依据。     

关于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对上海市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

通过对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描述,本研究发现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在以都市职业男性为参照体系下,都市职业女性有着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学历、年龄、单位类型、婚姻和收入等都对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意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浅论互联网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意义及对策

传统政治参与存在着有效政治参与的不足、政治系统与民众的政治沟通不畅等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民众缺乏参与主动性;另一方面,由于有效沟通的渠道有限,制度化的信息传递不畅通,缺乏上下互动性.互联网的出现,为我们解决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之间矛盾,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渠道,并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而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的不足.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积极地利用互联网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     

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现状、特征及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上海、重庆、吉林、广东、福建、湖南、山西、新疆、四川和青海等10个省份获得有效数据6159份。通过对6159份有效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公民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不同代际被试的政治认同表现差异显著,随着代际更替变化,其政治认同的得分出现明显回落的趋势;同时,公民月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其社会身份特征(户籍类型)对政治认同差异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控制性别、所处区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职业类型、月可支配收入等背景变量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政治沟通表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发生作用的"联动器"。     

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视域和方向

农民政治参与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关注的重大研究问题。到目前为止,其研究视域包括革命视角、农民的日常维权和抗争视角、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以及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二元分类视角。可以预见的是,多元视角将有利于深化农民政治参与研究,而将农民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的渠道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而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中,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效应,官方媒体使用偏好越强,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则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青年网络表达参与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网络时代媒体使用偏好是影响青年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上海市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

本文使用2011年上海市的一个新白领调查样本,探讨了收入分层、职业分层、主观认同三个维度对于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作用,同时也讨论了政治态度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发现:(1)收入分层与职业分层对于新白领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均没有明显的影响;(2)主观认同对于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3)政治态度对于政治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尤其是"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维度。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内涵界定与行为识别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日益勃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在主体、客体、媒介、行为性本质以及参与方式方面,呈现出对传统政治参与的整体发展性。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识别图谱可分为六个步骤:判断参与主体性质,识别参与行为性本质,细分参与行为具体类型,识别网络参与行为所处政治子系统,判断网络言语行为表达内容的目标指向,识别网络政治公共空间纯粹言语表达性行为。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在线沟通对青年人际关系的影响

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探讨在线沟通对青年人际关系的影响。检验了收发电子邮件、聊天交友以及博客/微博应用等在线沟通模式对人际关系影响的"替代假说""强化假说"以及"无影响假说"。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在线沟通对青年人际关系的影响不同。收发电子邮件与领导及陌生人的关系之间呈正相关,聊天交友与同事关系呈负相关,博客/微博应用对强关系和弱关系都无显著影响;各种形式的在线沟通对与家人的关系均无显著影响,不能强化或者替代与家人的关系;在线沟通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较弱,其影响小于职业类型、身体状况等因素。     

大学生的微博政治参与行为现状实证研究

微博日益成为大学生关注政治和进行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渠道。本文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建立理论框架,对四川省高校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行为状况进行抽样调查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微博政治参与行为比较积极;大学生关注的微博类型、政治意识、性别和政治面貌都与大学生的微博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相关性;使用微博的时间和频率对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行为没有影响;政治意识是影响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大学生的微博政治参与是大学生在新媒介社交平台中辨识自我政治身份、形成政治意识、获取政治认同的过程。     

工作单位与政治参与:市场化效应的一个微观管窥

政治参与不均衡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考察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对个体政治参与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市场化进程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模式。对中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可从单位性质的角度扩展政治溢出理论的解释效力。根据参与方式的制度化程度,可以把政治参与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单位市场化程度对个体的政治参与水平存在抑制效应;公有制企业和私营部门中个体在高制度化政治参与上的差异极小;单位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其中个体的政治效能感越弱,政治参与水平也越低。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在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中表现突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单位的市场化水平对个体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抑制效应依旧存在,但有所减弱。应该提升私营部门员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大学生网络政治表达的分析与引导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政治表达亦产生"双刃剑"式的影响。网络激发了大学生政治表达参与热情,提升了政治参与意识,但也存在诸多消极因素。应构建个人——高校——社会全方位的引导策略,确保大学生网络政治有序表达。     

网络与民意——从两会看我国政治参与的新特征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理论中政治行为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解释一个社会权力分配与公共政策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讲,政治参与的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内容与质量,同时也是该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今年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中,网民们通过互联网积极地和两会代表沟通,参与国事讨论,提出自己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意志,成为这次两会期间的“亮点”。这一现象表明网络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一、网络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     

当代中国社会抗争与政治稳定

社会抗争是一种重要而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社会抗争和政治稳定之间具有关联性,正确理解二者之间关系以及妥善处理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现象,对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除了一般性的特征之外,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由于国情的不同呈现出自身显著的特点,意味着社会抗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也是较为特殊的,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抗争控制与疏解的主要原则和基本途径,同时,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理解社会抗争,其正面作用与其负面影响一样值得我们深思。     

网络政治沟通及其效能提升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网络政治沟通拓展了民意表达的场所,提高了政务公开的水平,创新了政治互动的方式,为群众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途径,改变了政府的执政形象。但是,网络政治沟通也面临一些问题:政府官员和普通网民的沟通意愿和能力存在一定差距,网民在网络空间进行政治沟通的理性程度还比较薄弱,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因此,应该提升各级领导干部运用网络进行政治沟通的水平,加强培育网民在政治沟通中的理性,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从而提升网络政治沟通的效能。     

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类型分析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主体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根据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涵义，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可划分为：民意表达类型、民意代表类型、政治协调类型、村民自治类型四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