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的理由与困顿的根源:中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重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推动优良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也是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或区域治理和其他合作事业的大布局。此前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方政治层面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存在差序化格局,这种差序化格局的形成与中央提出的宏阔指导性理念存在较大模糊性和解释弹性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干部晋升考核制度的导向性作用有关。因此设置与地方官员晋升密切相关的细致且可操作的考核指标,规制中央"模糊式表达"是设计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技术的可能进路。     

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激励。基于现有文献从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两个维度梳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差序格局下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双重路径

费孝通先生多年前所提出"差序格局"理论,仍适用于中国当下的现实。本文把差序格局现象作为目前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困境的主要诱因,提出了冲决差序格局影响,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即本我和环境两个方面构建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双重路径的构想。     

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卷化及其矫正

"内卷化"概念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分析价值。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在"乡政村治"的政治背景、"差序格局"的社会背景和"自上而下"的政策背景之下,逐渐凸显出内卷化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复制式推广导致协商民主形式化、行政化干预导致协商民主无实效、分利型秩序导致协商民主缺动力。矫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卷化,具体可以从制度性建立、主体性提升、基础性发展等不同层面推进。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

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是当代中国新型多元公共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从整体上而言,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还存在着"组织外形化"、"弱正外部性"和"偏向性生长"等明显的不足,这是由于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遭遇到了旧公共性的路径依赖、差序格局的文化制约和制度环境的现实缺陷等多重困境。要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需要注重从理念和体制的层面摆脱以往高度行政集权的桎梏,通过法律引导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公共道德要素,并从管理和支持两个维度构建有利于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良好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差序格局是一种传统深厚的社会结构,表征着中国化的关系秩序,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而呈现为新的形式.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隐含着一种基于伦理、感情和利益的“差序格局”.利益相关度和等级观,形塑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差”格和“序”格.行政地属关系、举办者身份和重点建设政策,建构了中国高校的“金字塔”格局.高等教育治理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多维结构,映衬了治理结构与秩序层面上的诸多矛盾,其本质是关系秩序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日常与公共、关系与法治之间划定一条界线,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中国的地方官员何以晋升:激励与选择

对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文献研究由来已久。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官员晋升领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就晋升锦标赛层面的功绩制晋升争论、硬指标考核下的淘汰型政治激励以及投资中博弈所带来的多任务应激结果出发,已有研究既有着相当的学术贡献,但又存在着分析层次、对象差异、操作机制以及实证方法等层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标尺赛、锦标赛、资格赛与淘汰赛四种竞赛模式解构了官员晋升,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可供深化的方向。     

“关系”如何、缘何影响基层官员晋升

基于对桔镇干部晋升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镶嵌于差序格局社会关系中的基层政府无法将公共规则抽象化、一般化，从而产生了乡镇干部晋升中的关系运作。但关系运作的持续后果会使官员对关系的认同胜于对公共规则、公共理念的认同，进而使制度运作丧失其道德信念层面上的“基础秩序”，显现出权宜性和随意性。     

推进2l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初探

推进 2 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应分别从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政治行为文明建设三个方面来考虑方式方法和途径的选择 ,重点在扩大民主与实施法治。但它们又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促进地发挥作用 ,在政治制度文明所提供的约束保障机制和政治意识文明提供的指导激励机制这两个双重机制下最终实现政治行为文明。反过来 ,政治行为文明又促进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 ,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进而促进 2 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预期的理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迈进     

"两个一百年"视阈下统一战线发展战略前瞻

党的十九大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纲领.统一战线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机遇挑战,也承担着重大战略任务和使命要求.统一战线要对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早作出战略谋划,形成"理、利、文、法、情"五位一体统战工作方法论.五位一体统战工作方法论体现了人心与文化、经济与政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辩证思维,融和谐统战、经济统战、法理统战、文化统战于一体,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智慧.要全面构建五位一体统战工作格局和机制,建立和完善职能明确、优势互补、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谋划发展机制、分工协作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共享交流机制.     

推进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初探

推进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应分别从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政治行为文明建设三个方面来考虑方式方法和途径的选择,重点在扩大民主与实施法治.但它们又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促进地发挥作用,在政治制度文明所提供的约束保障机制和政治意识文明提供的指导激励机制这两个双重机制下最终实现政治行为文明.反过来,政治行为文明又促进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进而促进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预期的理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迈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地”失衡及其突破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引擎。以政府行政主导、城乡二元体制为基础,农地非农化为支撑的传统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人-地"城镇化增长速度、空间结构以及发展质量严重失衡,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损害党和政府的权威性,阻碍社会结构转换。推进"人-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要坚持市场主导与协调发展的理念,优化财税体制与资源配置机制,推动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协同改革,推进职能转型与政绩考核政策再设计,从而回归和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模式,这一格局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改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代理人,地方政府的代理模式覆盖一般代理、特别代理、本代理、复代理、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积极代理、消极代理等基本类型,但同时又面临诸多困境。但"委托-代理"理论实际上已经为超越这些困境预设了理性的应对策略,而这种"自我修复"机制又反衬出该理论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具备正当性与科学性。     

建立生态红线管理制度的几个基点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新时代中央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创举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突破。围绕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对提高我国生态保护效率,合理布局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至关重要。加快生态空间管控规划,配套政策法规和管控机制,建立监督机制、考核与责任追究制、生态补偿机制是建立生态红线管理制度的几个基点。     

从“三大因素”到“两个文明”再到“三个文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的理论探索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中,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它在理论上表现为从"三大因素"到"两个文明"再到"三个文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并历史性地发挥着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的巨大指导功能.     

近20年长三角城市群府际协作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其优化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期间,指出了进一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一体化的核心是城市群形成及府际协作困境的破解。长三角城市群府际协作经历"中央主导、地方服从"到"中央放手、地方自主"再到"中央协调、地方协同"的演变历程。在检视其府际协作及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特征时发现,地方政府集体行动总体水平较低且行动能力不均衡。因此,有必要通过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强化组织执行机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夯实合作制度根基四个方面进行优化,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进程顺利实现。     

全球化与政治意识文明建设

全球化的实质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的整合与竞争 ,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既提供了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尤其要加强政治意识文明建设 ,主要有五大原因。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可以从五大关系入手。在加强意识文明建设的同时 ,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建设 ,三者协调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     

树立现代文明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所谓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观,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含义、特点、内容与其内部关系、目的与实质等一系列观点的总和。当前要使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特别是在加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上,需要各级领导转变现念,总结经验,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即:一是制度机制,二是评估机制,三是奖惩机制,四是投入机制,五是政策机制,六是监督机制,七是法律机制。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一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真正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特色。     

基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的河长制研究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制度,要突破对制度本身的简单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和模式的盲目迷恋,回归中国现实情境对其治理图景进行整体性认识。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两个维度对河长制进行整体性分析:河长制通过首长负责下的跨部门协作、自上而下的地方领导分级分段包干、上级行政协调下的跨行政区协作分别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以及跨地区治理力量的协调和整合。这种治理整合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它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契合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政治传统、内生于既有环保问责制、植根于部门分工的分散管理体制以及受制于分级负责的属地治理体制等。河长制在实现治理整合的同时,受制度环境的结构化制约,也面临着内卷化危机,包括部门碎片化重新生成、河长制的选择性执行以及地区分割难以消除等。未来,河长制应该基于中国现实情境和治理需要进行完善创新,包括推进河长制法制化、建立完善跨部门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考核、激励及督察制度、积极吸纳体制外力量参与以及建立完善基于政治民主协商的流域利益补偿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