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为扭转实务部门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行为的被动格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刑法修正案(七)》将该行为犯罪化。在本罪构成特征中,其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次要客体为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在其客观特征中,被组织者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且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以及与本罪相类似的某些聚众类犯罪和其他组织型犯罪。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文章在罪名、客观行为方面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问题上作了分析,以期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条款。     

我国刑法体系多元化及惩罚体系变革的思考——以日本《轻犯罪法》为视角

日本《轻犯罪法》仅有4条,共规定了对33种轻犯罪行为的处罚。该法规定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十分微弱,有些条文内容更似规制公民道德。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在处罚行为范围上,《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范围远远大于《轻犯罪法》;从处罚力度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略重于《轻犯罪法》;从法律包含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容远远多于《轻犯罪法》。多元化的刑法体系有优点也有缺点,总体来看,我国刑法体系应当朝多元化的方向变革,与此同时,我国惩罚体系应从目前的刑法典+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的结构向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轻犯罪法+刑法典(重罪刑法)的结构进行变革。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论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完善

目前,知识经济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知识成为重要的资源,知识产权作为产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和保护。构筑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对严重的侵权行为用刑罚加以控制的观念正在为人们所接受。但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专门立法的发展和我国知识产权执法环境的变化,这种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力度还显得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高空抛物”犯罪化: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晚近以降,我国刑事立法、修改频繁,凸显积极刑法观,显现一般预防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犯罪化。高空抛物于第一次审议时纳入刑法规制圈,经过征求意见,第二次审议时对高空抛物入刑进行了部分修改,第三次审议时正式获得通过。日前立法已定,而对高空抛物犯罪化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仍须审慎审视。我们需秉持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恪守刑法保护的底线伦理之念,重视刑事立法的道德诉求,并经受立法正当性审视与刑法体系性控制的双重制约,审视刑事立法正当性问题。严格的法律道德主义可以成为高空抛物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高空抛物入刑具有合理性,保护了底线伦理与民众的安全。在教义学上循着体系性思考的路径,对高空抛物罪的犯罪构成与其他犯罪的比较进行辨析有助于本罪的廓清与认定。在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双重制约的追问下能够为本罪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刑法的公众认同与信仰提供了一种可能。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及对策思考——以新疆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从新疆未成年人犯罪现状透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主要存在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监护人主体资格规定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没有相应的监护监督保障机制等问题。应建立强制举报制度、追责制度、帮扶制度及国家监护制度,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从而更加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衔接上的缺失和协调——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为范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的刑事责任无法在刑法中得到全部落实。行政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出现真空的原因在于行政刑法的制定缺乏整体意识，立法仓促以及我国刑法的内容落伍于时代。协调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基本途径是在行政刑法中明示援引的条款，在行政刑法中单独设置罪状和法定刑及修正增补新的犯罪条款。     

“见危不助”犯罪化的理性审视——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用强制性的规定换来人们对刑法的遵守,以期社会上违背道德的事件更少发生是无效的,也违背了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客观规律。刑法规范是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适用的规范,其他规范未适用或不完备时刑法不能介入,将＂见危不助＂行为入罪违背了＂可替代＂性原理,还会带来巨大的司法成本。经过刑法谦抑性审视后,＂见危不助＂行为不应被犯罪化。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完善鼓励见义勇为的措施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实证分析——兼论《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施中的影响因素

未成年人保护是社会和谐发展中的组成部分.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性命题.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的实施,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制化程度得到提高,然而,从未成年人保护的发展性着眼,<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个基本限度,为此,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过程中除了注重相关法律规定以外,还应该形成"后"法律的观念,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拓展未成年人的保护体系.     

制售假药行为的《刑法》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以下简称制售假药罪)做了修改,其立法模式由原来的具体危险犯变为抽象危险犯,入罪门槛儿由此降低,这符合民生社会对药品安全的现实诉求。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假药罪常与其他罪名发生竞合适用的情形,其中,生产、销售假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体现为一种法条竞合关系,而生产、销售假药罪与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应按想象竞合犯来处理。此外,该罪修改后的罚金刑适用仍然存在问题。     

风险时代的风险刑法——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增设危险驾驶罪为视角

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福祉,也让人们承受着各种高危风险.尤以最近几年,频频发生的酒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系列性恶果.为了应对如斯形势,公安部紧急下发禁酒驾令,司法机关也对酒驾等行为予以重拳打击.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高压形势下,各地仍不时有危险驾驶肇事发生,公众和学者对此表现出了普遍的焦虑与不安;...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后再犯问题研究——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视角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首次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非监禁刑罚执行管理上的区别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罚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在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规定的法律位阶冲突以及矫正措施的种类和具体执行制度上,仍存亟待完善之处。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对上述问题加以完善,将有助于从刑事政策角度对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     

社会信用的刑事保障底线——以刑法修正案（八）的欠薪入罪为视角

社会信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是我国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事关社会民生的大事。在民事和行政法律手段难以收到实效的情况下,刑法予以适当介入,对严重妨害社会信用的行为犯罪化,以实现对社会信用的法律保障,是十分必要的。     

《刑法修正案（八）》辩证考——以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改为分析样本

《刑法修正案（八）》在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改方面得失兼具,对此需要辩证看待。对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和前科报告义务的修改值得称赞,彻底废除未成年人累犯制度却显得过于绝对,而未能取消假释的禁止性条件则留下了遗憾。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根据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复制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可以认定,“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刑法司法解释应避免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