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史考察

法系论自穗积陈重提出伊始,就存在着对世界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不一的困难。本文通过学术史的考察认为,以往的中华法系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法系论的框架。事实上,中华法系研究不仅是印证法系论的个例,更孕育着比较法研究开新的学术价值。武树臣教授从中国法律研究中提炼出法律样式的学说,为重建中华法系和再造比较法的奠定了新的范式基础。     

对“法律解释”的解释

许多法学家认为，成文法和法律解释如同孪生兄弟，自从有了成文法。就有了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离开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成文法就不能释放出其意义。法律解释在法律的创制和实现过程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法律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理论法学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评萨科的“法律共振峰”学说

本文对意大利法学教授萨科近年来所提出的“法律共振峰”学说作了评述,认为这一学说强调对比较法的动态研究,对我国法学,特别是比较法学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有很大局限性。它与我国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是很不适应的。     

“案例指导制度”的历史探寻

判例法和成文法相结合,就是混合法。历史上,中国经历了三次判例法和成文法的结合。以下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混合法的三次“轮回”。     

从“非洲法系”到“非洲混合法系”——再论非洲法研究中的法系问题

关于非洲法系是否存在与如何划分的问题,曾是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但由于理论建构的难度以及非洲法的复杂性,对非洲法系的研究难以突破现有理论局限。然而,随着混合法系理论的成熟和非洲法研究的深入,非洲混合法系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中西二元的思维局限,以更加开阔的视野重构非洲法研究的三维空间,既缓和了非洲法系能否独立存在的争议,又解决了非洲法系如何划分的困境,还能为学界进一步探析法系划分理论提供有效的研究思路。     

关于“法律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近年来,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课题——"法律文化",正日益引起法学界特别是中青年法学工作者的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确立与发展,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法学,促进法律教育的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将发挥有益的影响。     

“法律人”建构论纲

立足于法学学科基点的设定,必须提炼“法律人”的人学模式。所谓法律人,即参与法律生活的普通民众,他们依存于法律、参与法律及受制于法律。法学体系、法律基础、法律分析及法律发展方面的需要,为法律人模式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人类行为的常态、法律制度中人的观念的引入及法学流派有关人的模式的竞争,使法律人模式的构建得以可能。至于法律人的具体特性,论文以“拟制人”、“一般人”、“正常人”、“复合人”进行了概括。     

在创新中回归传统 论现行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司法的历史使命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2010年是应当记住的年份。在这一年,在我国立法领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还是在这一年,在我国司法领域,最高人     

沈家本的得与失——兼论如何对待中外法律文化成果

<正> 沈家本(公元1840—1913年)是我国近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律家。他处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出于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目的,努力"兼采世界大同之良规,折中近世最新之学说",系统引进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原则和制度,用自己的思索和奋斗,促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中国法律文化史上结束一个旧时代又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典型人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个人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他在对待中外法律文化成果的问题上,也曾有一些过失,尽管这些过失并不能掩盖他的丰功伟绩。     

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

<正> 在1973年的一次演讲中,已故比较法学家奥-凯恩-弗伦德表达过这样的意见,那就是,新的口号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的运动。新的口号出现之前,它所表达的事物或许早已存在,一旦口号变得时髦和流行,它便难免被曲解或被滥用。这个见解是饶有趣味的。我们不妨把法律文化研究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在西方,法律文化这个术语的出现不早于1960年代。到了70年代出现了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个术语渐趋流行。然而,对于这一概     

论《大元通制》“断例”的性质及其影响——兼与黄时鉴先生商榷

《大元通制》“断例”的性质及其影响的问题,是元朝法律制度乃至元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而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是黄时鉴在《〈大元通制〉考辨》一文中提出的《大元通制》的“断例”即元朝成律的观点。本文提出了与其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元通制》的“断例”就其性质与内容而言,是在吸收、借鉴传统立法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那些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和事例以及通则性的规定,按照旧律的体例进行汇编整理而成的。从法律形式与内容来看,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结合。元朝法律之所以采用“断例”的形式,是由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状况决定的。这种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法律形式,反映了不同民族法律文化融合的趋势,对后世特别是清朝的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将法学知识视为“科学知识”,存在学理上的困境。从法学知识学术运作的前提、过程、分析前见、资源支持、学术权力等角度来看,法学“科学主义”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法律实践中,“法律”语词的争议性使用,尤其是探讨性使用,更凸显这种科学主义的困境。揭示法学“科学主义”困境的目的,不在于否定法学知识本身,而是为呈现其原有的实践品格,将法学知识视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提示法学知识生产者的重要实践责任。     

法律关系背后的关系——“法律亚文化关系”初探

我们应坚持法律及其研究的多元性、坚持视野的广阔与开放，多路径地探求法的轨迹，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否则，法律和法学的研究，就不能适应复杂、多元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的法学研究过于局限在法典范围内的思路，是否应该自省一下了。我的看法是，应进入与活的社会、文化领域，进入与其他学科相交融的领域，否则，法学是没有出路的。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之反思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法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有规范分析、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三种,这三种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也得到普遍使用,并且对于法学界创新法学理论、推动司法进步、培养专门人才、参与国际交流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值得认真反思,积极改进。要在刑诉法学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必须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下足功夫。     

民法的方法与法律的成长——王泽鉴教授华东政法大学讲学综述

2009年5月16日至29日，应华东政法大学邀请，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台湾大学王泽鉴教授莅临华东政法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讲学。王泽鉴先生此行，受到了学校领导及各方面的高度重视。5月25日，何勤华校长向王泽鉴先生颁发聘书，聘请其为我校兼职教授。     

多元“法律”构成与法学研究多元化

法学研究离不开研究对象之确定及研究方法之选择,而研究对象的范畴通常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方法的运用。传统法学所认知的"法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规则体系,规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其他部门法学一样经历过规则中心主义,即围绕民事诉讼立法,探讨立法的框架,条文的逻辑构成及对规则的内容进行立法解释、文本解释等等。     

“法律与发展研究”评析——兼谈“法律移植”的若干问题

<正> 法律与发展研究(简称SLADE)自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近30年的必衰演变。作为一场运动虽已沉息下去,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卷入这场运动的国家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中依然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和影响。最近几年法律与发展研究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也传入我国,引起法学理论工作者和立法机关的注意。在有关法律移植、立法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都涉及到法律与发展的论题,并围绕美国法律与发展研究开展过几次计论。这些讨论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     

从“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到“国、民本位·混合法”时代——中国法律文化六十年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法制发展史,这六十年的法律实践活动大致可以分为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9)与第二个三十年(1979-2009)两个阶段。由于第一个阶段的法制建设较为重视党和国家的政策,相对轻视法律的职能,可以称之为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而第二个阶段的法治发展既注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又切实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既重视成文法的制定,又注重发展独具特色的判例制度,因此可以称之为国、民本位.混合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