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环境滞后:农民增收的“拦路虎”

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通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是导致贫困的浅表性诱因,真正深层的诱因是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滞后。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对贫困县域农村存在的软环境问题进行整治:改革用人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教育先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更新观念,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加大贫困县域农村社会支持力度,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深重意义

农民的贫困实质上是权利贫困，多数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尚未得到必要的维护与保障。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与扶贫工作未来方向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诠释了"现代的贫困"问题的缘由与后果,提出悖论性贫困是这种新型贫困的根本特征。解决"传统的贫困"问题的同时,脱贫人口容易落入"现代的贫困",面临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而遭遇相对贫困的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应该从发展集体经济、避免农民无产化和改造生产关系入手,保证扶贫工作成就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我国农民阶层政治参与权利的现状分析

导致农民阶层处于弱势状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利贫困。而农民阶层权利贫困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权利的缺失。农民阶层在具体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已经在客观上处于与其他阶层不对等的地位，致使农民阶层在实际生活中不处于政治权力中心核心区域，在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体系和相关的公共政策中影响有限。研究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与解困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急需关注的现实问题。     

农民参与旅游资源开发的法理分析——以广西贺州昭平县黄姚古镇、桂林阳朔大榕树风景区为例

我国西部聚居着绝大部分尚未摆脱贫困的农民,开发西部旅游资源,当地农民参与权具有人权性质,应当得到立法的确认和国家优先保护。本文以广西贺州昭平县黄姚古镇、桂林阳朔大榕树风景区为例,主要分析当地农民参与权的性质和正当性。     

农民权利贫困及其治理—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农民权利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权利缺失的真实困境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提出，在农民权利贫困研究中有着诸多贡献，它为透视与评判当前中国农民权利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表达自由、经济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迁徙自由等可以作为农民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结合”带来双赢——宿迁市小额贷款与思想教育工作相结合的的实践

宿迁市500万人口中400万是农民,前些年,许多农民苦于缺乏启动资金,难以摆脱贫困。而当地农行和农村信用社系统则怕承担风险,不愿贷款给农户,因而运行不佳。宿迁地级市成立后,该市农行和农村信用社系统改变“等农民上门”的经营作风和“农民不守信用”的错误观念,背包下乡,把农村小额贷款工作与广大农民思想教育工作     

基层干部如何引导贫困山区农民奔市场

引导农民奔市场，这是当前基层领导干部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个新课题。把农业推向市场，根本的是把农民引向市场。如果没有广大农民进入市场，就难以实现农业的市场化，也就不可能推进农村市场经济建立的进程。就拥有45万人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而言，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山区、高寒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875％，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ZI．8％，贫困人口15万余人，是一个集山区，多民族，贫困为一体的自治县。其经济结构特征是“大农业，小工业”，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县。把农民引进市场，实现农业市场化，在这一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农民素质 造就新型农民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除少数属资源型贫困外，绝大多数属于素质型贫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发展现代化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离不开农民素质的提高，没有新型农民的支撑，社会主义新农村难以建设且不可持续。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牛鼻子”，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以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农村贫困治理

共享发展理念,为我国加快推进农村贫困治理提出了前瞻性指引,是我国实现全面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坚持共享发展,推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就要注重激发农村贫困群体在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方面的主动性,形成贫困农民主动脱贫致富的良好格局。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贫困治理,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共同参与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格局。     

让精准扶贫搭上信息化的快车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贫困地区不但需要经济扶贫,更需要信息扶贫。要想做好精准扶贫工作,要将其和信息化建设进行有效结合,全面发挥信息化在扶贫工作中贫困识别、信息勾连作用。同时,信息化在更新农民传统观念,改变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农民现代性养成等方面也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江苏省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接工作探索与思考

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我国建立实施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扶贫开发两项制度,分别针对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随着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深入推进,两项制度分立实施的弊端日益显现。如在农村低保实施过程中忽视农民脱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农民在经     

加强统战工作 促进“两个健康”发展——基于民营经济助推我省大扶贫战略的思考

大扶贫战略是我国新时代最重大的战略之一,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的贫困是欠发展、欠开发带来的贫困。贵州要想彻底地改变贫困面貌,只有发展众多实力强、影响大、质量高的市场主体,才是根本之道。只有形成更加开放、充满活力、多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我省才能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才能参与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来,并同全国人民一道走向共同富裕。民营经济有其灵活高效等特点,所以不难预见,发展民营经济对于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要按照促进"两个健康"发展的主题要求,推动我省民营经济繁荣发展,不断做大做强。     

论当代中国农民贫困新特点与民间组织参与式扶贫

中国农村旧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新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用社会化的办法解决贫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为此,国家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扶贫.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缺乏外界支持,民间组织应努力完善各项功能,以提高农民利用外界条件的能力.     

“贫困腐败”脱贫的枷锁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一个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农村由计划经济步入了市场经济，农民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稳步提高，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活已实现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跨越。但是，在边远的内陆地区，一些地方农村的生产仍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农民的生活还不能维持温饱。造成这些地区的贫困落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环境的恶劣，生产方式的落后，市场信息的闭塞等等。然而，即使在这样贫困的地区，一些地方的腐败现象也令人触目惊心，也是这些地方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贫困的腐败”。 贫山瘠壤也有“硕鼠”为患 …     

社会工作视野中的贫困大学生救助工作之改进

从社会工作的视野来考察,贫困大学生的形成有着家庭、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贫困大学生救助工作不能采取封闭式的救助;根据社会救助开始有偿救助的新趋势,贫困大学生救助工作应该采取开放的、强调贫困大学生自立自强的、有偿救助和能力开发相结合的新型救助模式。     

场园经济在我省贫困山区开发中的作用及发展对策

场园经济在我省贫困山区开发中的作用及发展对策杨德龙我省农民中的贫困户有很大一部分居住在山区，他们当中有许多亟待脱贫致富但又苦于缺乏途径。场园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给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带来了希望，也给山区的资源开发找到了有效途径．本文试从场园经济在我省贫困...     

帮助农民摆脱土地束缚是解决苏北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导致苏北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受土地束缚的程度较深，优质的耕地资源、历史上无经商的传统、国家时劳动保护不完善及对“三农”利好的政策等因素导致和加深了农民土地的束缚，同时土地束缚产生了三个后果，这些后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民对土地的束缚。因此，政府解决苏北贫困问题可从帮助农民摆脱土地束缚着手，加大力度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盘活土地、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等工作。     

情倾创业发展 坚守责任义务——记云阳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唐传明

引领近郊农民发展生猪规模养殖致富、开发绿色柑橘和蔬菜基地助推农户增收、向当地农民低价供气为群众排忧解难、提供就业岗位搭建近郊农民贫困子弟就业及创业平台、致力打造三峡库区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感谢老唐,他就是我们致富的引路人呀"。提起唐传明,云阳县江口镇的老百姓就交口称赞。     

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

王三秀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撰文为，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多的运作管理问题，直接制约着反贫困绩效的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应当创新，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反贫困的主体性地位则是创新之根本。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贫困治理的观念心理、行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