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不同空间格局下民营企业内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民营工矿企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内迁运动,不同空间下的民族工商企业在内迁方面作出了差异性选择。以上海为代表的民营工商企业的主体,及时选择了西迁内地。上海以外地区的民营工商企业却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没有能及时内迁,但多数企业作出的能迁则迁、不迁则毁的艰难抉择和"誓不以厂资敌"的壮烈呼号,汇成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热血洪流,成就了企业与政府共赴国难的历史佳话。     

1949—1950年上海工厂内迁研究——基于《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考察

在上海解放初期,为打破外部封锁禁运和连续轰炸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影响,市委、市政府组织部分工厂按照就原料就市场原则、以及部分搬迁合作经营模式实施内迁。虽然此次内迁持续时间不长、内迁工厂数量也较为有限,但无论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对全国工业布局的调整而言,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 ——两次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两次内迁运动既有共同特点,也有差异性,本文拟从性质、目的、组织、影响等方面对两次内迁运动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当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抗战时期浙大内迁与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浙江大学则是内迁高校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浙大内迁遵义办学,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了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抗战内迁大移民

重庆有史以来的一次大移民浪潮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迅速发酵,战区的人们携家带口远赴重庆,特别是“下江人”群体在重庆的确立,对重庆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重庆为西南重镇,扼守着进出四川的咽喉,在国防地位和自然经济条件上,对于抗战前途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蒋介石在1935年就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而重庆正是四川工商业最发达,并且在模仿沿海现代化城镇建设方面最成功的内陆城市。在川政收归国民政府统辖后,国民政府又大力投资于四川的开发建设,四川的交通状况和经济环境大为改观。战时迁都重庆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分别在华北战场、华东战场向中国腹地进攻。战事急转直下,到上海沦陷时,中国已有三分一的领士陷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之下,华中、华北的日军对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状态。国民政府于10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策全局退却的部署。会议接受蒋介石的提议,决定国民政府迁渝,远离战区。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国民政府迁都的决定,立即掀起了沿海大小工矿企业和无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向四川、...     

抗日烽火中的《现代青年》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抗战仅一年零三个月,国民党军队即放弃了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被迫陆续内迁。一九三八年五月,福建沿海重镇厦门失守,危及省垣福州,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只好内迁福建中部永安。这里交通虽然闭塞,然随着战时省会的兴起,我省乃至全国各地不少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学者、专家、记者等先后云集,顿时人材荟萃。成为我国东南著名的文化城。永安抗战文化运动,也得到从来未有的大发展,与战时重庆、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推向高潮。抗日战争期间,在永安先后出版发行了七十六种报纸、杂志,还有数百种书籍。《现代青年》就是这当中比较重要,影响较大的一份刊物。     

悲壮的一幕──战时上海的米粮单帮贸易

无论是孤岛时期，还是全面沦陷时期，当时的上海都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这就是米粮供应中的单帮贸易．本文以当时的报刊、档案、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考察战时上海米粮单帮贸易的兴起背景，变化发展，存在原因以及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米粮统制和户口米配给——米粮单帮贸易的兴起背景战时上海米粮单帮贸易的兴起背景是战时上海米粮统制政策下，上海粮食供应状况和供应渠道的变化。八一三后，随着上海华界的沦陷以及租界沦为孤岛，上海市民的日常米粮供应起了很大的变化．日，军在攻陷上海华界之初，就对人口密度极高的…     

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西南的战略决策

抗战时期地处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中国兵工企业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为保存实力，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被迫做出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地区的战略举措。大量兵工企业陆续内迁西南地区，有效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高翔：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惠民情怀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由高翔发起，并同全国人大代表中的10位民营企业家联名向全国发出《民营企业家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倡议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间，高翔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民营企业家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一文中称：“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以企业为载体，致力于传播一种爱心，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有利于民族进步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西南的战略决策

抗战时期地处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中国兵工企业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为保存实力,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被迫做出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地区的战略举措。大量兵工企业陆续内迁西南地区,有效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推进“两迁”工程 实现华丽蝶变

开展城区工业企业和专业市场提升性搬迁改造．是襄阳市委、市政府加快“两个中心”、“四个襄阳”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樊城区是襄阳市的中心城区．也是全市“两迁”工作的主战场。市区需要外迁的266家工业企业．有161家在樊城：需外迁的72家专业市场．有45家在樊城．“两迁”工作的任务空前繁重．难度前所未有。我们将举全区之力．把这项难在当前、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做好做实．     

加快长春市民营制造业发展的建议

加快长春市民营制造业发展是经济补短板、寻找新动能、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要求。长春市民营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长春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长春市民营制造业发展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振企业家精神、培育长春工匠、打造长春制造品牌。     

贵州企业公司:股份制的贵州实践

<正>贵州企业公司开创的这种股份制模式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福建、陕西、安徽、广西、广东、四川、云南、甘肃、湖北、西康等省都仿照这种模式。抗战期间,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西南公路交通枢纽,大批企业内迁,资金向贵州流动,股份制蓬勃发展起来,出现了几十家股份制企业,涉及工业、商业、金融、交通运输、农业垦殖诸多行业,促进贵州战时经济高涨。最有成效的是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它是股份制成功的典型。东北、华北沦陷,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城市相继陷落,开发西南势在必行,贵州资源受到重视。内迁企业众多,但在战乱中求生存困难重重。当务     

工合运动扶贫助困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

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群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日经济救亡运动,对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经济国防线"。工合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实行了很多措施扶贫助困,改进民生,这些探索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依然焕发着强有力的生命力。本文试图通过对工合运动扶贫助困的主旨、探索和成效的分析论述,鉴古知今,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它遍及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横贯3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它的发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逐步实现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的转移,中共中央作出了“备战备荒”的建设大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其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在中国广大的西北和西南部山区建设工业基地,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以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保存工业生产能力。而地处西南的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工业基础,很自然地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1964年9月,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以及“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的初步设想,规划小组于10月编制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主要采取与一线相结合的方针,按照“分散、隐蔽、靠山”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     

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

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影响全国，促进了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大大地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它是1926－1927年大革命风暴的前奏．本文主要阐述在这次运动中，中共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1925年1月．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间朗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还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发表了宣言，号召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     

“一五”时期上海企业迁兰工资问题研究

1956年1月,上海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定股定息取代“四马分肥”,上海及各地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也相继开始。同时,“一五”计划的部署与落地,推动上海企业迁往兰州。然而在上海企业迁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涉及工资的难题,具体表现为工资变化前后的制度难题、工资变化前后的生活难题、工资变化前后的动员难题。在此情境下,通过分类划分企业工资、补贴广义工资和转变动员方式等举措,有效应对工资改革及其适应性问题。工资问题的解决,既映射工资问题中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也为推动相关工资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提供新视角。     

抗战时期上海的职工教育

（一）近代上海是东方工商业的枢纽、中国第一巨埠．上海产业工人及职员人数之多，密度之高，居全国首位。但是他们文化程度低下，文盲占80％以上，就是部分识字的，也都识得有限，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大懂．上海政治、政济、文化中心地位的无形压力，上海工业由手工业向机械业发展、生产技能化的趋势，尤其抗战时期上海工人失业危机的威胁增加以及上海工人阶级在民族、阶级双重压迫下更趋成熟等因素，推动了上海广大职工的求知欲望，为抗战时期上海职工教育的兴起提供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认识到“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     

毛泽东委托陈云带去“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

正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为应付突发事变,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做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要压缩内迁。上海在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中,也没有被列为重点地区,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为全国工业化建设服务。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从1955年下半年起,     

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后

厦门大学是陈嘉庚于1921年4月在福建创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到1937年7月1日改为国立大学,已有16年的历史。“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3日,日本驱逐舰“疾风”、“追雨”号自台湾驶抵厦门,9月3日开始炮击厦门。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决定将学校暂迁鼓浪屿,同时把学校重要文件、图书、仪器等,尽快装箱,准备内运。10月中旬,厦门危急。萨本栋与福建省主席陈仪商洽后,决定将厦大迁往与江西省交界的山城长汀。 10月中旬,萨本栋派人赴长汀察勘校址,得到驻汀专员及长汀县当局的大力支持,同意划拨署址一部分及孔夫子庙为厦大校舍,并租借一些民房。12月20日开始停课搬迁,1938年1月20日搬迁结束。 当时,厦门大学经费总额为国立各大学中最少,内迁长汀后,师生暂宿旅社、祠堂、庙宇。萨本栋励精图治,推进教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