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典专章规定了渎职罪,但是我国刑法典对于渎职罪的规定有一些不甚明了的地方,加之近年来渎职犯罪案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为了能更好地遏制渎职犯罪,理论界一直在对渎职犯罪进行研究。然而,渎职罪中却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些共性问题,如：渎职罪的主体认定问题、渎职罪中的一罪数罪问题、渎职罪的法定刑问题及徇私舞弊中的＂前案＂认定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务界相关活动的展开,为使司法实务界能顺利进行反渎工作,本文拟对这些共性问题进行探讨,期望通过讨论能使相关问题得以解决,进而对司法实务界有所帮助。     

刑法中“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条款的类型化分析

刑法分则中有5个条文涉及到"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条款,宜采取类型化的方法论加以解释。人身危险犯罪中的"另有规定"条款,仅仅是一种指示性条款,意在提醒司法人员注意不要忽视其他涉及到人身安全的条款。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属于典型的法条竞合,对于法条竞合的处理应当承认有条件的重法优先说。两类罪的处罚不协调根源于司法解释数额规定的不统一,但由于司法解释并非立法,因此如果司法解释不合适,司法者应当发挥能动性,根据正义观念以诈骗罪为准统一入罪数额。渎职类犯罪中,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应当引入量刑反制定罪的思维模式,当行为同时符合普通渎职罪和特殊类型渎职罪时,原则上应以特殊类型渎职罪定罪处罚,但如果以特殊类型渎职罪论处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时,由于渎职类罪名侵害的法益单一,且没有理由认为特殊类型的渎职罪属于封闭的特权条款,所以可以径直以普通渎职罪处罚。     

论唐代司法效率及其现代价值

唐代法制是中华法制文明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唐律中关于司法效率的规定已相当完备。唐律明确规定了官吏判案的期限和超期判案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同时为了保障有关判案期限的法律规定得到落实又建立了勾检制度。这一系列规定严密、有效 ,对于我国目前进行司法改革、提高司法效率仍有可借鉴的价值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选任制度的嬗变

中国古代虽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群体,但司法官吏广泛的存在却是历史事实。由于中国古代司法从属于行政的基调,司法官吏的选任并没有独自适用的制度,而是和行政官吏适用同一的选任制度,这种制度可称之为官吏选任的普通制度或程序。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首先遵循官吏选任普通程序的前提下,对司法官吏的选任又做出了一些专门规定。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并对此罪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专门打击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渎职行为.对该罪立法背景、犯罪构成和司法认定中主要问题进行准确理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司法指导价值.     

渎职罪若干最新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渎职罪主体、行为、结果的司法认定方面仍存在较多疑难问题。认定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是否构成渎职罪主体,重点在于分析受委托的职权来源是否合法,委托的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手续是否完备。渎职罪中的徇私行为应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徇个人的私情、私利,具体包括贪图钱财色欲、袒护亲友、泄愤报复等。滥用职权违法办理户籍损失中不仅存在造成户籍制度混乱的非物质性损失,而且存在物质性损失,应当区分认定,一并作为渎职罪危害结果衡量渎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将具有关联关系的投资项目按照损益相抵的办法计算渎职罪重大损失数额。     

论渎职犯罪主体中的几个问题

现行刑法分则第九章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渎职罪,共有23个条文34个罪名。其中,现行刑法典吸收了1979年刑法和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有关渎职罪的部分规定,但缩小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仅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是否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涉着渎职犯罪的定罪问题,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含义,只是在《刑法》第93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渎职罪的犯罪主体的几个问题予以论及。     

中外渎职罪主体的比较研究

渎职罪是一种危害性相当严重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罪主体范围过窄。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刑法对渎职罪主体范围的规定相对宽泛，我国有必要汲取和借鉴国外域外渎职罪立法的优点和长处，从而逐步完善我国渎职罪的立法。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职权行为的重要法律规定。对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共犯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应根据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与重要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四)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日对渎职罪的立法解释来进行。     

汉代司法官吏管理制度

汉代没有专门司法官吏选拔制度,被选任的普通官吏因明了法律或处事公道才能被任命为司法官吏。汉代有较为完善的司法官吏考核制度,它既包括对兼具司法职能的州牧、郡守、县令、长的司法绩效考核,又包括对专职司法官吏御史大夫、侍御史、廷尉等的考核;司法责任的主体是享有司法职能的司法官吏,承担责任的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连带责任原则;责任的种类有鞫狱故纵、鞫狱不直、鞫狱不实、受赇枉法和失刑;责任的形式有死刑、赎死、免官、贬秩、徒刑和罚金。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文章在罪名、客观行为方面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问题上作了分析,以期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条款。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一是多人分别实施虚开与骗税行为如何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二是虚开数额的认定;三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竞合问题;四是单位和自然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单纯受贿行为"犯罪化辨析

单纯受贿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不以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受贿行为.从法理上说,单纯受贿行为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但我国现行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性质并无明确规定.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试图规制单纯受贿行为而对现有刑法条文的解释不免牵强.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单纯受贿罪"实有必要.     

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论

不告不理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我国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有关的著述对之的分析分散、零碎 ,远未深入 ;本文从不告不理原则的历史发展入手 ,对该原则的现代蕴涵、要求、意义 ,该原则与司法审判定位之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状况进行了反思。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构成理论是定罪判刑的理论依据。厘清犯罪构成的相关理论，对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犯罪构成理论的重构应结合自身的实际而不应当照搬。     

论“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

"集体研究"本是民主决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却逐渐异化为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有效手段和逃避犯罪处罚的"挡箭牌"。本次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中对"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作了规定,这为有效打击这种类型的犯罪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汉代上请制度及其建立的理性基础

汉代的上请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议”之法。上请是指特定主体的行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在履行特定上报批准程序后方能追究该特定行为主体刑事责任的制度。汉代上请适用的对象既有皇室宗亲、外戚、享有一定秩禄的官吏，也有老人、小孩，以及因亲情触犯法律的人；上请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不准越级上请。上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的慎刑思想，同时也起到统一司法的作用。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严格责任——以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为视角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中国刑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是英美刑法中的基本原则。二者在中国刑法上的地位随着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备受争议的司法解释而被推到风头浪尖。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是否应该遵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严格责任是否应该引入中国刑法,成了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论故意危害孕妇妊娠的刑事责任

故意危害孕妇妊娠在刑事司法和刑事法理论中被视为故意伤害胎儿,但其定性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难题。对此,司法实务中存在无罪与故意伤害罪两种截然不同的判例,这有损司法的权威,亦破坏法制的统一,更是对国民的不公正。在刑法理论中亦存在无罪说和故意伤害罪说。刑法典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表明,故意伤害胎儿的行为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因此,无罪说值得检讨。故意伤害罪说,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是现代刑法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增设＂伤害胎儿罪＂与＂恶意伤害胎儿罪＂的见解未能正确区分胎儿发育的阶段性特征,且存在罪名不科学之弊。因此,为了有效保护胎儿的健康发育,有必要对孕妇妊娠实行分阶段保护,并在刑法典中分别增设＂非法终止妊娠罪＂和＂故意伤害胎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