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及证明路径

打着发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幌子，通过公众媒体或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以签订回购协议等方式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办理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可以根据涉案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情况、募集资金实际用途、非法集资人归还能力等要素，综合判断非法集资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浅析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集资形式

非法集资是从合法集资引申出来的概念,在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讲述非法集资行为方式,以其对审判实践有所借鉴。     

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评析

非法集资行为近年来呈高发态势,如何通过法律区分规制不同的非法集资行为,稳定社会金融秩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非法集资的概念和司法认定入手,对当前办理非法集资案件中关于公众的认定、集资目的的考量进行探讨。     

唐山集资诈骗连环套

今年二月，国家银监委针对非法集资问题，作了专门部署，但唐山杨淑华上亿元集资案的发生却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势在必行     

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的法律分析

现有的集资诈骗案的刑事管制逻辑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追根溯源,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现有刑法对于非法集资规制的逻辑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法集资相关法律保护对象的异化结果。     

中国急切需要一个根治非法集资的方案

从“母猪客”张文成非法集资3．3亿元，到“小姑娘”杜益敏集资7亿元，再到“银泰房产”16亿非法集资大案。浙江丽水，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城，近年来屡发非法集资大案，一度成了国内非法集资的“危机样本”。     

刑法规制非法集资限度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集资参与人的积极促成这两个非法集资的主要成因来看,我们对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明显“过度”了。因此,亟需合理确定刑法规制非法集资的限度。鉴于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只有对这两个犯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定,才能把握好刑法规制非法集资之限度,也才能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集资诈骗罪案证据架构要素之构建——从吴英、杜益敏集资诈骗案比较之展开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一种重要组成，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音勺必然产物，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集资诈骗案件呈现一定爆发态势，集资诈骗犯罪频发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造成巨大社会危害。本丈选取了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影响的杜益敏、昊荚集资诈骗案件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对控方证据体系的比较研究、对辩护人辩护意见的简明评判，剖析集资诈骗证据架询所具有特性，进而提出集资诈骗罪证据体系之模式构建。本文希望通过对于集资诈骗罪证据体系架构的探析，总结研究这一方面的方式方法，希望对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办理提供有所裨益。     

一些人为吴英辩护的理由

吴英案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吴英案被泛称为涉及非法集资，这个说法稍微有点笼统。通常理解的非法集资，就是刑法概念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个罪名长期受到法律界人士诟病，曾轰动一时的企业家孙大午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牺牲品。但是，法律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不光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有集资诈骗罪，本次法院判处吴英的罪名就是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及立法失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本质上看属于非法集资行为,但是,由于立法的偏颇,导 致对本罪与集资诈骗罪联系起来分析时,产生了刑法对明确以“非法集资”作为目的行为的 犯罪进行打击时,打击的是诈骗行为而不是非法集资行为,而未见“非法集资”只言片语的 条文却执行着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职能。因此,立法语言要尽量明确、清楚,避免歧义。     

集资诈骗犯罪的社会根源和司法认定

近年来，集资诈骗犯罪已成为我国经济犯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普通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了极大伤害。集资诈骗犯罪的频繁发生有其自身独特的社会根源，这也是我国政法机关在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却收不到令人满意效果的原因所在，集资诈骗背后所蕴藏的不仅仅是复杂的法律关系，更是社会、经济矛盾的集中呈现。厘清集资诈骗犯罪的构罪细节和类罪区别，是司法实践中更加强化对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的重要保障．     

吴英案的教训和思考

对吴英案的定陛一直存在争议：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非法集资还是民间借贷？如何定性决定吴英生死命运。所谓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吴英筹集资金虽然数额巨大，达数亿元，但并非以占有为目的，筹集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发展企业，     

浙江丽水银泰房地产集团非法集资罪个案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银泰集团非法集资案是当前典型的一起重大的涉众经济犯罪案件，反映了我国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丽水市政法机关在处理银泰案件的过程中，构建了“四层网架结构的非法集资类案件侦查模式”，不仅成功地处置了该案，而且化解了该案引起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对各地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以及处置非法集资引起的社会问题均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设立非法集资罪的研究与构想

本文通过分析非法集资相关罪名及现实存在的问题,认为欲建立合法有效的融资市场,必先设立严谨的法律法规加以引导监管,调整非法集资的认定路径,寻找合适的法律进行规制,才能拓宽合法的融资渠道,才能准确界定合法与非法融资之间的关系,并准确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活动,支持民营企业的合法融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十一月份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温州80后夫妇非法集资涉案7亿多元被批捕 10月27日，浙江省永嘉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依法对集资诈骗高达7亿多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多元的犯罪嫌疑人施晓洁，作出批捕决定；以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罪，对刘晓颂作出批捕决定。     

八月份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甘肃大圣科技公司总经理等7人非法集资等案开庭 8月1日，甘肃“大圣科技非法集资案”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检察机关以大圣公司总经理张思东、副总经理赵世荣等7人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认定集资诈骗金额人民币9700多万元。     

浙江亿万富姐吴英因集资诈骗一审被判死刑

迅速崛起、又迅速陨落的浙江“东阳富姐”吴英轰动全国的集资诈骗案终于告一段落。去年12月18日下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罪成立，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浅谈非法集资的危害和防范措施

近年来,非法集资活动愈演愈烈,形式和手段层不不穷,蒙蔽人民大众,严重损害了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危及国家的金融运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声誉和利益。为了保护人们群众的利益,维护国家金融经济的正常运行,确保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需提高对非法集资的认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完善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并加大非法集资的力度,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本文重点阐述非法集资的危害性,并就此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希望对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实践活动有所裨益。     

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之反思

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凸显出我国刑法立法存在入罪门槛偏低、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模糊以及法定刑畸重等诸多问题。从这些凸显出的问题以及我国现行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和非法集资活动参与人对犯罪的发生也存在较大过错看,我国严惩非法集资行为的刑事立法明显不合理:一方面它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另一方面它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来严惩非法集资行为,因此应通过合理限制这两个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有效解决我国刑事立法在严惩非法集资行为过程中凸显出的非合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