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论争

对富农问题的不同认识,是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产生的主要分歧之一。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提出了一条对富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正确策略,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但随着联共(布)党内反右斗争的不断加剧,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主张坚决地反对富农。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就此引发了一场论争,结果,他被视为以“右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为后来的政治命运留下了阴影。     

中共四大: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页

本文以共产国际五大的顶层设计为理论和制度背景,以中共三大前后的分歧和实践为现实背景,论述了中共四大关于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部署及其在党建历史上的意义。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关于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命题和相关规定,具有引导和规范各国共产党建设的普遍意图和意义,但其在中国实现的道路与进程必然要有不同的内容并形成特色。中共三大前后所发生的基于共产国际原本意义的群众党建设的分歧,并不表明中共的群众党建设全然停滞。统一战线的建立能沟通党群联系途径,有利于党由宣传的党变成行动的党,是朝着群众党建设前进的步骤。中共四大在多因素合力作用之下,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全面部署了自身建设,掀开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页。     

试论1927-1935年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党对对方的基本态度

192 7- 1935年 ,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党自身的原因 ,两党都没正确地认识对方 ,对中国革命及两党自身的发展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这也为我们今天中共在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实施局部执政的重要阶段及重要标志，是新中国成立的一次预演，是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过程中，联共（布）、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联共（布）的作用不容忽视，但联共（布）发挥作用主要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的。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共产国际、俄共(布)领导人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构想,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最初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才以决议形式最终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是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虽然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也给后来的实践造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中共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态度的演变与中共统战政策的转变

邓演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邓演达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革命——中共领导人排斥邓演达及其第三党——正确对待邓演达及其第三党等三个历史时期。究其原因，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理论准备不足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左”的政策的影响，也有邓演达自身的思想和行为造成。从中共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态度的演变过程及原因分析，可以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教训。这些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是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上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盲动主义错误的主要施行者,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人,又是大会的主要被批评对象。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因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其领导职务被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接替。由同一个人来承担党代会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接受者以及唱主角的组织者,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是惟一的一次;而一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唱主角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又没有被大会当选为继任,这同样也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的惟一一次。另外,六大诞生了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可以说,这么几个"惟一"都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安排密切相关。     

论二大前后中共组织精神的两条底线

马林与中国同志围绕组织问题出现以下分歧：一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是跨党问题，三是组织生活问题。中共二大在组织思想上出现较大调整，其核心精神是“以我为主”来引导中国革命，明显区别于马林之“以我为辅”来推动革命。中共二大决议与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有诸多原则性差异，这表明中共即使在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初期。也力求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性，没有放弃对革命形势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独立判断立场；在中央高层的意识中仍然是一个中国党。     

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与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党校是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苏区创办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关系十分密切:联共(布)中央党校的创办,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范例;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米夫代表团的使华,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量;共产国际出台的相关举措,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具体帮助;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中央党校"熔炉"命题,是中共中央党校"熔炉"命题的主要来源。弄清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于全面把握和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建史,正确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科学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对华政策转折和探索的结果,它的错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它的探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具有导引作用;会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在暴动策略的制定上是留有余地的,并非一味地强调即时暴动和拼命暴动;会议虽然犯了不恰当地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提出把中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却是重新整合党的组织资源的必要,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要,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需要。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走向

妇女工作是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领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也是一大优势，总结梳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开展妇女工作的宝贵经验和主要成就，可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开展妇女工作，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证党与妇女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苏共历次清党的经验和教训

苏共从1919年开始到1939年的20年间,在全党范围内一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清党"。清党是苏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加强党的队伍建设的一种特殊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因为缺乏科学标准等原因产生了不少问题,留下了一些惨痛教训。认真总结苏共"清党"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游击队扎根基层社会的路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深入基层社会,并以游击战发展壮大。问题是,当时各种势力蜂拥而起,为什么最后只有中共立下足、扎下根?应该说,良好的纪律是重要原因,它培养起民众对革命的最初情感。但只有纪律是不够的,如何把情感转变为政治意识,是中共的持续努力。总体观之,中共游击队进入基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情感到组织的演变过程,最终赢得民众拥护。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苏东剧变2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从以国为本、以制度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真正从满足民众利益出发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苏联发展模式的弊端,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新路。＂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不足,而真正加以落实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

陈云1935年到达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长征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具有浪漫色彩,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考察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可以还原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陈云的汇报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等情况,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从而纠正了此前关于长征的不实之词。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战略观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早期战略观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早期战略观形成的国际因素,是共产国际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二大又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二者的这种密切联系决定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战略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战略观形成的实践沃土,是党自身的革命实践,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党成立后对中国近代革命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战略反思,对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不断进行战略上的思考,从而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