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环保审判法庭的能动司法

本论文拟从能动司法和被动司法之争出发,结合环保审判法庭在能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提出解决该种争议的立场——环保审判法庭的司法实践应以能动司法理念为指导,并证成该种理念于环保审判法庭的司法实践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审判长选任后审判组织发挥职能情况的调查报告

司法改革需要理论的创新。鲜活的司法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来自司法实践最前沿的调研成果,因其对司法实践最真实、最及时的反映,所以不仅是领导决策和制定司法解释的重要参考和依据,而且本身也是很好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素材。从本期起,我们开设“司法调研”栏目,为来自司法实践最前沿的调研成果提供一个平台。欢迎各级法院、院校、研究机构把对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最新调查报告及时寄给我们。关注中国的司法实践,关注“司法调研”。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2011年《法律适用》“三峡杯”征文启事

《法律适用》一直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审判实践中新型、疑难和特殊问题,致力于对法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和司法实践的理论化。为了进一步深入研讨审判理论,促进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发展与完善,践行司法为民     

司法经验需要省察归纳体系化升华

<正>法律与司法经验密切相关,司法经验贯穿司法实践工作的全过程。司法经验是法律实践凝结的智慧,也是衡量司法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的重要维度。有人认为,司法经验是法律职业精神传承的纽带。(1)司法经验包括法律适用、程序适用、事实和证据审查判断、天理国法人情的平衡等多方面。而从主体的角度,则有停留于司法工作人员个体实践总结的经验,还有超越个体层面而跃升为一般办案经验的总结,成为整个司法实践智慧的简洁概括,     

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之构建

刑事司法理念是刑事司法的基础,是司法者的价值取向,正确的刑事司法理念对于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刑事司法从观念到实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权力配置、司法职能划分等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对我国刑事司法理念进行一些反思与探讨,以期对构建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有所参考。(一)理念是人们头脑中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观念和原则。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的原理,客观实践决定理念的内涵,理念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理念对实践发挥有力的促进作用,错误…     

实践是检验司法证明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与何家弘教授商榷

司法证明的真理性属于实践标准检验范围。包括案件真实在内的非规律性认识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真理”范畴 ,离不开实践标准的检验 ;另一方面 ,尽管司法证明是一种逆向思维 ,但不能因此否定实践标准对它的检验作用。否定实践标准在检验司法证明真理性方面的作用 ,将使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不具有确定性。     

司法规律层次论

司法规律属于社会规律之范畴。它内在地包括构造论规律、运行论规律和生成论规律三个基本层次。其中,构造论规律揭示出司法的构成单元及其相互关系和基本属性;运行论规律揭示出司法的运行方式及其基本法则和价值趋向;生成论规律则揭示出司法的生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和深层本质。借助于由构造论规律和运行论规律所构成的司法客体规律,可以认识和把握司法现象,唯借助于生成论规律方能认识和把握司法之本质。在生成论规律看来,司法规律并非在先给定,也非司法本身所固有,而是在司法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的。因此,由司法体制及其构造与运行模式等所构成的司法客体形式,并不是司法本质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认识司法本质的一种媒介。欲认识和把握司法的本质,必须从客体规律转向实践规律,转向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司法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转向支配司法实践的司法社会关系之中。     

2011年《法律适用》“三峡杯”征文启事

《法律适用》一直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审判实践中新型、疑难和特殊问题,致力于对法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和司法实践的理论化。为了进一步深入研讨审判理论,促进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发展与完善,践     

2011年《法律适用》“三峡杯”征文启事

《法律适用》一直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审判实践中新型、疑难和特殊问题,致力于对法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和司法实践的理论化。为了进一步深入研讨审判理论,促进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发展与完善,践行司法为民宗旨,2011年《法律适用》将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共同举办三峡杯有奖征文活动。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