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庸懒散贪”亮剑

省第六次党代会召开过后,一场向“庸懒散贪”的亮剑行动在琼州大地掀起。以良好的干部作风推动海南绿色崛起,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在“文明大行动”“项目建设年”“科学规划年”等诸多交响背景下,这一行动可谓牵住了牛鼻子,抓到了要害处,摸准了节骨眼,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治理“庸懒散贪”问题的对策思考

庸懒散贪从字面可理解为平庸、懒惰、散漫、贪婪,因其缺乏主动、积极、创造的精神内涵,使得社会、组织和个人呈现出消极、下坠、滑落的运行或发展趋势。其实质是内在生机活力的缺失。当前庸懒散贪问题还是个别工作与生活态度问题,但有发展成普遍趋势的倾向。这个问题的存在至蔓延将损害海南乃至中国的整体形象,也必将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社会层面来说,庸懒散贪问题首先是社会缺乏高尚的共同信仰、价值观和内在创造力的问题。当前社会对技术和物质的过度追求,人的生存异化为     

集中整治“庸懒散贪”问题专项工作取得成效

海南省农垦科学院把集中整治“庸懒散贪”问题专项工作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以专项整治活动推动日常工作,取得成效。一是通过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大讨论活动,查找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改出实效;二是建立长效机制。制定了《农垦科学院加强作风建设十项规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通过制度建设,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改善。     

吹来清新的风——我省集中整治“庸懒散贪”初见成效

在省第六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罗保铭强调,要把治理“庸懒散贪”问题作为今年专项整治的主题,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以治贪顺民心,推动干部作风转变。为切实解决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年6月,省委全面启动开展集中整治“庸懒散贪”问题专项工作,一场干部作风整治风暴,在全省范围内席卷开来。     

海南时事评论员钟严：整治“庸懒散贪”的几点建议

整治“庸懒散贪”,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说它老,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把执政喻为进京“赶考”。他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它新,“庸懒散贪”已是新形势下的官场“四害”。对海南而言,已成为有损党政机关形象,阻碍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拦路虎,非整治不可。整治“庸懒散贪”,必须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集中整治“庸懒散贪”要雷厉风行

干部纪律作风关系发展全局。省委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究,作出部署。在全省深入开展集中整治“庸懒散贪”问题专项工作,就是贯彻落实省委五届十二次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若干意见》和省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具体实践和实际行动。要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良风气,狠刹歪风邪气,查处典型案件,使干部作风在短期内能有一个大的转变,并积极推进正风肃纪的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为实现海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和谐稳定、凝心聚力、团结干事的良好氛围。     

琼海市审计局:整治“庸懒散奢贪” 强化审计监督

琼海市审计局在开展“庸懒散奢贪”专项移治活动中,紧密结合审计工作自身的实际和特点．以抓好审计监督和服务促问题整改,使“庸懒散奢贪”不良现象得到有效预防和化解。     

讨“庸懒散贪”檄

文明大行动,既倡正道,也堵歪路。声讨“庸懒散贪”陋习,即为大行动之纵深延伸也。子日“苛政猛于虎”,余观“庸懒散贪”之流弊,其作祟于团体机关之中。堪为群虎虐于市矣。亟须奋起讨之、扫之、去之。     

“治理”理念下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取得了较快发展,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彰显出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它的意义和创新点在于把原来政府对社会单向管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发展为政府管理同社会自治有机地结合。     

铲除“庸懒散贪”滋生土壤

6月上旬,一场整治庸懒散贪、优化发展环境的活动在海南如火如荼地展开。集中整治的重点包括了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以治贪顺民心四大方面共20种问题。整治的范围则更是包括了全省各级具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所有单位和部门。     

“大党”与“大党治理”问题探析

本文在对"大党"进行概念界定与特征概括的基础上,指出从"政党管理"到"政党治理"是新时期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转型,"大党治理"应追求一种融开放性、有机性、动态性于一体的政党稳定观.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构建“四位一体”的基层治理体系

正今年以来,宁海县按照"密切联系服务群众常态化"、"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夯实基层基础,构建"四位一体"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情民意发现机制。密切联系服务群众首先要了解群众所想、所盼。利用农村自然形成的闲聊点,建设"聊天长廊"。党员干部通过与群众坐在一起、讲到一处,实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联村干部能当场答复的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做好记录,及时进行梳理、交办和反馈,真正做到在一线掌握民情、在一线化解矛盾、在一线解决问题。下一步,将以"聊天长廊"为主要载体,进行整合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重拳严治庸懒散——武汉“治庸问责”风暴纪实

8月17日上午,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专题部署在省直机关中开展治理庸、懒、散、软的＂四治＂工作。这意味着,已持续4个多月的武汉＂治庸问责＂风暴,将席卷到湖北的所有省直机关。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参与式治理：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参与式治理是地区层面包容战略的需要,也有学者称之为＂赋权参与式治理＂。通过赋权给公民,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各个层次的决策层听到,目的是有效、平等和政策回应性。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重新发现。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同时,参与式治理也有其自身理论限度和实践困境。     

治理雾霾的“政治经济学”

频发不止的雾霾,已成为我国头号环境污染公害,由此不断累积的社会焦虑,亦已呈现出从民生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的巨大风险。从“治霾”成为两会焦点。到政府工作报告史无前例地向雾霾宣战,再到各级政府高调推出诸多治理措施,治霾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     

“新治理”与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及治理价值选择

“新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诞生的一种理论,其主要理念是强调主体多元、利益共商、价值中和及社会自治等。实践证明,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离不开“新治理”理念的引入。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