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信息治理研究综述

基于对当前中国网络谣言信息相关研究的文献调查,概述了网络谣言信息治理研究的发展状况,综述了相关研究在网络谣言的含义、类型、特点、成因、传播方式、危害、治理对策等方面的主要观点。分析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的时间较短,成果还不丰富;定性分析多,定量研究少;面上的研究较多,具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较少;研究者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缺乏合作与协调。指出后续应该加强多学科合作,从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等多个角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且注意一些空白点的发现与领域开拓。     

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成因与防控

涉官网络谣言屡禁不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造成巨大的危害,探析其成因,寻找治理路径十分必要。界定了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分析了其传播特点;从官员、网民、媒体和政府多个角度探析了涉官网络谣言传播的动因,并提出了涉官网络谣言的防控策略。     

网络政治谣言与大数据治理

互联网既给人们带来了各种便利,推动了以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为特征的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但也因此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从网络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互联网成了网络政治谣言的滋生地和传播平台。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和扩散不仅会改变民众的政治立场,还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国家形象与社会公信力。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要从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惩处机制、坚持信息的透明化、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网络建设、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和政治素养、加强自媒体行业的自律等五个方面来治理网络政治谣言。     

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需要我们站在理论建构的高度,积极吸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析,社会资本理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是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匮乏是网络谣言肆虐的重要根源。重塑政府公信力、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和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治理网络谣言的必然选择。     

网络谣言的特征、成因与治理

阐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并从谣言和网络两个方面描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特征;分析了产生网络谣言的多种因素——事件自身因素、传播载体因素、传播主体因素、网络"粉丝"文化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提出了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的若干建议,即应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建立网络谣言预警机制等方面综合处置。     

微信朋友圈会让我们更相信谣言吗?——试论微信谣言的三个传播特征

与微博谣言相比,微信谣言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就传播类型而言,微信谣言大多属于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生活型谣言,传播动机具有强烈的"形象管理""利他主义"传播动机;同时"熟人社会"特征导致微信的自我净化动力不足,而私密化的互动情境在确保沟通内容隐蔽性和社群情感牢固性的同时,也使外部力量的监控和引导难以介入;因此,微信谣言虽然传播强度不大,但是沉淀时间长,无法及时预警和有针对性辟谣。     

牟利性网络谣言的危害及其法律治理研究

网络推手假借帮助企业营销、进行"网络反腐维权"以及通过删帖来替人消灾等方式,牟取暴利,侵犯了涉谣对象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滋生了非正当谋生群体,扭曲了社会公众尤其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人民群众极力要求公检法等部门打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是公检法等部门打击网络谣言一柄利器。然而,面对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有关法律还不足以对网络谣言形成有效防控。因此,当务之急之事,便是要完善法律法规,以强化规制网络谣言法律的威慑力、增强规制网络谣言法律的明确性,消除规制网络谣言法律间的冲突。     

比较与借鉴: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探索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稳定的国内环境.而网络谣言无疑是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动摇国家政权的重要诱因.只有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加强网络技术监管,提升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开展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网民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意识,才能有效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     

我国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网络谣言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产生了很大危害,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治理,但效果依然不够明显,因可能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甚至还有质疑的声音。其实网络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采取成熟完善的措施。本文从法律完善、信息公开、政府责任、技术治理和强调媒介道德和理性公民教育等展开论述,为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提供多管齐下的方案。     

国外如何治理网络谣言

近年来,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迅猛崛起,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放眼世界,网络谣言危害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网络谣言的传播,对国家社会安定以及公民切身利益都可能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各国政府正采取多种措施,想方设法制止网络谣言的传播。     

校园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研究--以贵州高校为例

在当今发达的信息社会,深入高校调查研究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对校园网络谣言治理提出借鉴建议,这对探索、实践与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校园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研究--以贵州高校为例

在当今发达的信息社会,深入高校调查研究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对校园网络谣言治理提出借鉴建议,这对探索、实践与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互动视野中青年网民传播网络谣言行为生成逻辑分析

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或多或少与青年网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网民之间的互动促成了网络谣言链条的形成.但是青年网民之间的互动却是治理网络谣言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因此提升青年网民网络素养,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将是阻断网络谣言传播的必然选择.     

疫情期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与治理重点探究

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具有特殊性,围绕人、疫情以及人与疫情互动的关系,在社会公众与新闻报道的相互作用下,借由一定的热议话题表现出来,反映了疫情给社会运行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本文依据"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①统计了2020年1月22日至同年3月14日期间的网络谣言共500条,以下所称"网络谣言"皆基于此。"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由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成员单位包括各地网络辟谣平台,合作单位有百度辟谣、今日头条、腾讯较真、新浪微博等,其信息数据具有权威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表述对象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不实信息和网络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情况,课题组通过抽取近千位不同年龄段民众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上调查问卷、文献调查、采访笔录、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新冠疫情为表述对象,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殊危害及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明显拓宽,谣言对社会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危害,对公众的精神健康、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稳定等各层面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谣言甚至妨害了防疫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网络平台缺乏对谣言的鉴别、追踪、辟谣机制,网民缺乏自觉的法律、理性意识,治理谣言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网络涉恐信息的内涵及治理对策

公众对网络涉恐信息的理解与官方的界定存在一些分歧,主要是:网络涉恐信息的载体应不应该包含私密群组、其属性能不能"标签化"处理、其内容需不需要辨识真伪。有学者通过"实验室谣言"证实了虚假性陈述并非完全源于故意、利用"诊所谣言"分析了回避信息真实属性的广泛性、采用"病毒谣言"验证了谣言的威力,这些理论探讨都证明了网络涉恐信息的识别难度。实践中对可能包含涉恐内容的网络信息及关联谣言的鉴别是采用"提醒"或"标注"方式,针对网络涉恐信息的产生、传播和阻绝使用一些必要的"跨界"治理对策,尽管可能存在与法治原则矛盾的情况,但这些措施却能提高网络涉恐信息的溯及、辨识、制止和打击效率。     

网络谣言治理与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微”视角下的“大”能量——网络谣言微博传播特点及规律研究

微博在信息传递中的自媒体、草根化倾向明显,微博特有的信任人际群体传播且交互性强等特征,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和条件;微博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信息扩散导致谣言产生,谣言酿成公共危机事件,是网络谣言传播的基本过程;微博用户在网络谣言传播中起到了核心点、中介点和受众点等作用.     

网络谣言反向代际传播及其运作机制探究——基于68个微信家庭群的分析

网络谣言传播是当下亟须治理的一个社会难题。传统研究刻板地将亲代视为谣言传播者,而子代被当作理性辟谣者,这一路径难以全面地解释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从代际权力视角出发,运用虚拟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剖析网络谣言反向代际传播现象。研究发现,子代更具优势的时势权力难以跨越传统长老权力以有效干预亲代在风险中的高危行为,无奈只能借助谣言反向代际传播实现自我增权。网络谣言与亲代利益紧密相关,子代通过诉诸权威、恐惧表达和不断重复以帮助自己增权。然而子代增权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代际间数字鸿沟的差异及代际责任的履行,当亲代能充分理解谣言传播的深意后,便可达成子代对亲代的风险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