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量刑问题探讨

为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达到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保护社会的双重目的,应当把握对未成年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注重量刑的平衡问题。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未成年刑法,对未成年犯如何适用刑罚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路径探索

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地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对未成人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隐私保护,更为重要的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既要严格要求又要温暖关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还需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教育引导,给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以情感上的温暖和物质上的支持,宽容和接纳他们,给他们以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     

论我国未成年监护人监督机制的建立

未成年人监护的特殊性决定了建立未成年监护人监督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子女本位"的立法趋势的决定了其建立的必然性,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职责决定了其建立的必须性。笔者提出,在我国对未成年监护人应建立监护监督人和监护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体制,它们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同时建立对未成年监护人的社会公众举报制度,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使未成年的监护人能依法履行职责,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论网络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近年来网络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发,目前存在办案机关调查取证难、被害人维权难与被害人获得赔偿难等问题,给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工作带来挑战。我们应坚持“依法从严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中心,不断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延伸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发挥检察机关在法治宣传教育、打击网络性侵等方面的职能,以司法保护助推“五大保护”,增强未成年保护工作合力。     

徘徊在罪与非罪之间——父母行使惩戒权的刑法思考

父母惩戒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身体上或精神上予以痛苦,使其改过迁善为目的的权利。父母惩戒权须在必要的范围内来行使。一方面,在社会相当性范围内的父母惩戒权的行使即使造成危害后果的发生,其仍能成就刑法上的正当化事由,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父母超出必要范围对未成年子女滥用惩戒权,造成危害后果的发生,其行为可构成犯罪。但基于刑法谦抑性价值,在权衡父母滥用惩戒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应慎之又慎,以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更深的伤害。     

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探源及干预对策

为探寻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的关系,近年来,成都市妇联联手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查看法庭审判资料、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教育进行深入调研。共查阅410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材料,涉及未成年犯罪人数519人次,随机抽取成都市少管所150名罪犯进行了父母养育方式的问卷调查,并对12名14-18岁未成年犯罪人及10名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进行了个别访谈。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更生保护功能研究

未成年犯罪人既是加害者,也是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的受害者,在本质上属于犯罪的载体。他们与其他孩子一样,也享有健康成长的权利。因此国家和社会都应当对他们采取宽容、友善和帮扶的态度,而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更生保护正是这种态度的集中体现。我国应当将更生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最重要的功能,以更生保护理念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并从促进更生保护功能充分发挥的角度重新检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体制机制,从而实现教育矫正和帮扶矫正的有机统一,以及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与儿童利益保护的有机统一。     

未成年人犯罪与警察裁量权行使

警察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当行使裁量权,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部分未成年犯罪者进行训诫,同时作出不立案决定.这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是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表现,是针对未成年人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对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有积极意义.当然,在肯定这种裁量权的同时,需要制订相关的规则对其进行规范.     

将未成年犯罚金刑易科为社区服务的可行性

罚金刑执行难是我国罚金刑制度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经济能力 ,对未成年人的罚金执行更难。对未成年执行罚金刑也有违罪责自负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刑罚原则。将未成年犯的罚金刑易科为社区服务 ,既有利于罚金刑的执行 ,又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论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以地震灾区四川省绵阳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符合国际行刑趋势。未成年人犯罪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呈现出财产型犯罪突出、暴力化犯罪程度加剧、犯罪人低龄化和文化水平低、共同犯罪居多等特点。重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在行刑社会化视野下、在犯罪要素的框架内，考虑建构有针对性的社区矫正制度．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入犯罪行为的发生、更好地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达到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浅谈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

未成年人(我国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由于其年龄、心理特点、智力状况.社会履历、文化知识等原因,他们辨别是非和控制行为的能力有别于成年人。所以法律对未成年人因违法而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也有别于成年人。本文拟就未成年人违法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分别论述其特点。一、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触犯刑法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接受刑事处罚。如何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处罚,既体现了国家的     

论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特点,除了对一部分社会危害性大的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监禁矫治而外,对那些确实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犯罪人,社会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实行社区矫治,这种做法不仅震慑了犯罪,同时也挽救了一大批确有悔罪表现的失足青少年,使他们重新步入社会,开始新的生活。有效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治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仅就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加以探讨。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从家庭做起--评《城市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向社会展示的不仅仅是未成年的孩子在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更折射出成人世界的问题———家庭、学校、社会对他们教育的失误。反思教育的不良与缺失,强化对未成年人如何做人的教育,把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遏止在萌芽之中,营造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艰巨的任务。天津社会科学院关颖研究员的力作《城市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一书,为我们深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重要参考。2002年,关颖研究员参加了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成因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案件不断攀升,而且在不断地向低龄化发展,不仅影响到家庭的和谐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均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严重地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已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在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侵害未成人权益的犯罪案件的比重逐渐增加,许多少年犯就是以他们的同龄人或低龄人作为作案的对象。本文从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产生的原因、综合治理的对象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论述。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适用——以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为视角

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不应局限于刑罚执行阶段,而应从整个刑罚的适用来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既包括法律的制定、适用,也包括刑罚后遗效果。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是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基础,刑罚的制定及适用是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的载体,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则为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提供了帮助。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探析

我国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践中许多地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进行了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     

让失足青少年与社会“无缝”对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实施“阳光守护”计划帮教失足青少年纪实

＂未成年人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这是挂在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一幅标语。每一个未成年人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哪怕他们曾经因为犯罪有过污点,只要有希望,就可以照亮未来。为了帮教矫正被判处轻缓刑的未成年罪犯,切实挽救失     

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被害人保护

在实践中,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和救济较多,但较少研究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和认知、辨别能力不足,使他们更容易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权益在刑事司法中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障。     

论未成年被告隐私权保护的协调原则

本文在介绍、分析、论证我国隐私权冲突原则研究现状以及未成年被告隐私权冲突原则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把我国未成年被告隐私权冲突的协调原则分为公众的知情权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原则以及国家的司法权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原则,并对各个平衡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化。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作为未成年人与罪犯双重身份交集的未成年罪犯,必然是文化人类学重点关注与关怀的弱势群体之一。厘清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核心内涵,揭示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事业而言,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