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互联网为谣言提供便捷快速的传播平台,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消极社会心态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重要诱因。网络谣言产生具有客观性和难以预测性。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网络谣言映射部分社会心态,这包括负面情绪、弱势心态和信任危机等。社会心态与网络谣言相互作用:消极社会心态下的人们更易信谣传谣,消极社会心态在网络谣言中传播扩散,在网络谣言动员中容易转化为集体行动等。网络谣言必须加以治理。基于社会心态层面的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法治国家和提高公众的理性辨识能力。     

新时代加强媒介权力治理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探索

媒介权力作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权力,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本文分析了新时代媒介权力治理在助力国家治理效能中的地位和作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加强媒介权力治理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路径。必须把党管媒体原则贯穿于媒介权力治理的始终,发挥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媒介权力治理的作用,创新媒介权力治理话语体系,在提升媒介服务能力中加强媒介权力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媒介权力治理格局,使媒介权力治理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及治理效能

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范畴。党的领导,有效衔接的党纪国法,协同一致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构成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综合各方评估可知,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已经转化为巨大的治理效能。进入新时代,要彰显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不断积累廉政治理经验,逐步认清反腐败规律,建构符合中国反腐实际的廉政治理体系,并大力提高其现代化水平。     

核心价值观之于社会治理的意义研究——社会交换理论视域下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本质必然联系。社会交换理论学派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布劳借助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兼顾了微观与宏观社会层次,阐释了价值观促进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借鉴社会交换理论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推进当前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辩证关系论析

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两者存在紧密联系,需要从哲学高度辩证论析两者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是共同富裕的解释框架。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要求立足实际,在主动中把握历史阶段的原则,尊重规律,在开放中逐步实现。     

公共治理视域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构

公共治理视域下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公共精神的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乡村居民公共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政治认同和政治归属感下降;农民责任意识比较淡漠,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农民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缺少维护公共利益的精神。要改变当前农村公民精神缺失和公共责任淡漠的境况,需采取以下对策:弘扬主流文化理念,重建农村社会核心价值观;完善制度安排,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责任感;改善价值理念的生成环境,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     

对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与超越——兼论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

西式治理理论一度在世界政治中广为流行,被认为是实现“善治”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良方,然而事实证明,西式治理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而陷入政治失序的“治理困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西式治理理论只是基于西方地域性经验的建构理论,其适用性必然存在限度。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帮助其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理论,不仅是对强调“强社会—弱国家”的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和超越,也为“强国家—强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治理新道路的治理逻辑提供了理论解释,为其他追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论企业文化变革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

企业文化从深层次制约着企业的成长发展.从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现状来看,要推动企业向更高阶段发展,必须重视企业文化变革,从多个方面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式智库

在中央编译局召开的“中国式智库的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式智库”的概念，2009年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智库元年”。     

论长征精神赋予当代中国大学生成长的启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于20世纪30年代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形成的,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象征。长征精神具有崇高理想、甘于奉献、实事求是、团结友爱、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等丰富的内涵,她赋予当代中国大学生健康成长以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团结协作等的力量。     

国外领导者成长规律研究述略

领导者成长规律,是一个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课题.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西方在领导者成长过程中比较注重以下方面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行政价值的多维选择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活动的灵魂。就公共行政价值历史演进而言,西方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到多元价值并重阶段。回顾1979—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经历了不同转换,从效率到效能、法制到法治、控制到服务的不同价值选择。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行政需要选择公正、法治、民主、廉政、服务等多维价值理念,并在多维复合型价值体系指导下在各领域内开展针对性治理活动,实现公共行政从"形式公共性"向"实质公共性"的转变。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定位与路向选择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凝聚价值、协调价值和教育价值,但限于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法律和制度规范的不健全、碎片化的培育和践行,使得这些价值功能的发挥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因而,在多元价值观念中寻求价值最大公约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同价值追求,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规范,充分培育和践行,化价值观念为治理实效,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中。     

唯物史观视阈下社会诚信缺失与治理论析

唯物史观是分析社会诚信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诚信是社会道德风貌的基本标识和道德理念的核心元素,社会诚信价值观有其特定的根植于社会实践的道德传承图景,社会诚信缺失是道德传承过程中的非良性变异。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以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视角出发对社会诚信缺失原因进行多维剖析,有助于深刻揭示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以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为依据,运用系统论的视野审视社会诚信治理,坚持多措并举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是当代中国在深度市场化和社会信息化境遇下的必然选择。     

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寓意主要体现在理论渊源、历史脉络、显著优势和实践进路等方面。在理论渊源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历史脉络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全程中与其耦合互动。在显著优势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实践进路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四个方面相互融通、有机统一,共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主政治领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风气治理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高度重视社会风气治理问题,主张采取发展经济以夯实社会风气治理的物质基础,构建党风、家风、军风治理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守护良好的社会风气,用正确的价值观引领社会风气,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风气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陈云对社会风气治理的探索给我们宝贵的现实启示：要加强党风建设推动社会风气治理;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坚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气持续向好。     

论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究竟是何形态,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相反仍旧含混不清。根据基于集体行动组织学而构建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终极和长远目标任务,根据列宁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毛泽东思想设计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案,由此构建起"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的功能是"领导",即决策和组织,因而是核心组成部分,是主体。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作为其余两个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执行党的决策和接受党相应的组织安排,所以是两翼。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表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驱动和维系,整个国家治理的结果,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党。这就不仅有效解释了新中国的政治或国家治理状况,而且也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浅谈中国式婚姻与生育

通过描述分析法和均值比较法分析中国婚姻特征与生育特征。结果表明:学历与年龄对中国男女的初婚、婚姻状况影响较大,中国式婚姻具有男强女弱的色彩。就生育特征来说,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数和理想生育数都在减少,中国家庭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生育数,中国人从较强的男孩偏好转向儿女双全。     

“三交”最大公约数探赜:社区文化治理的四重向度--基于银川市G社区的经验考察

新时代构建社区文化治理的价值度向根源于文化建构。在社区场域探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各民族在居住空间、文化认知、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嵌,对于维系社区团结稳定意义重大。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理论向度、历史向度、互构向度,并依托银川市G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经验阐释其实践向度,提出了社区文化治理的内在核心指向、创新社区文化治理实践路径和社区文化治理的成效结果,对构建包容互洽治理模式、从个体行为层面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础和营造有利于民族团结的生活情境氛围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现代转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三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具有循环性和超稳定性的橄榄型结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治理价值的现代化、治理制度的理性化与治理方式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