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发表在"华东政法学报"第三期的杨兆龙先生的"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有不少值得讨论的问题.杨先生从法律规范的本身来分析其阶级性,把它大别为四类,即:正义的、不正义的、有反抗性的、不一定表现出具体的阶级性的,他说:"法律中有许多规范的阶级性不表现在规范的本身,而表现在谁运用它们或用它们来对付谁的","法律也有反映不同阶级的立场的",有的"却反映着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因而认定"法律的继承     

也谈法不单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当前,我国法学界对于法同国家、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法同国家是紧密相连的,它们都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们是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而产生,并将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消失而消亡。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法的产生和发展,同国家,同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必然的联     

也谈法系划分——法系层次及种类

<正> 作为比较法上的一个主要理论——法系及法系划分,其研究价值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表现在实践上。理论上,法系的划分是比较法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它能简化比较法学研究的对象 使人们比较容易地对人类的法律文化或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作系统的研究,并且,科学地划分法系本身,就是揭示和认识各种不同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特点及产生演变规律的重要手段。实践上,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它不仅有助于人们超越国家主权在人类法律园地所设置的藩篱和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法律观,从而积极研究和借鉴其他法律制度,而且     

也谈法的本质和概念——与张宗厚同志商榷

继《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载《法学》1986年第1期）提出了一些颇值得探讨的问题之后，张宗厚同志又在《法学研究》1986年第6期上撰文《略论法的概念和法的质的规定性》，重申了自己关于法的本质和概念的基本观点。     

也谈法与法律的区别——与郭道晖同志商榷

也谈法与法律的区别——与郭道晖同志商榷蔡建东郭道晖同志发表的《论法与法律的区别——对法的本质的再认识》①及《论社会主义自由——当代社会主义法的精神》②把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十分充分。本人不揣冒昧，对两文提出意见，与作者讨论。从自然法学到理论法学作者对中国...     

也谈法的阶级性——与周凤举、唐琮瑶二同志商榷

《法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了周凤举同志的《法单纯是阶级斗争工具吗?》(以下简称周文)和唐琮瑶同志的《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以下简称唐文)。对这两篇文章所持的观点。     

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六月的姑苏,烟雨朦胧,凉风送爽,18日,来自江苏省内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江苏警官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的20余名从事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古城苏州,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参加江苏省法律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大会选举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等。会议选举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艾永明教授为会长,南京大学张仁善教授等为副会长。会议还特聘南京大学钱大群教授为名誉会长。     

法律史学科的宏观进展与微观深化——“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26至2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协办的“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以及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共9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法律史学科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材料,以及该学科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展开了富有深度和较为充分的研讨。整个会议的讨论可谓史论交融、热烈深入,充分展现了法律史学(者)的活力和价值。这里笔者依据相关资料,拟将此次会议中的主要问题和重要观点综述如下…     

典权制度的法史学研究

＂典＂是中国传统且特有的特权制度,经历了社会习俗到成文法制度变迁过程,由于各种原因,各个时期的立法者对＂典＂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典＂的具体内容大不相同。本文通过对典制度的法史学考察,在还原典制度本质的同时为我国典权制度立法提供理论借鉴。     

一个法律史学者的短暂人生与学术建树——悼念郑秦教授

郑秦教授去世了。56岁英年,他提前泣别我们。4月4日,在同仁医院,看到已经半失聪失明失音的他,在跟我们笔谈两页纸之后,噙满泪水与我们握别,汉昌、国栋和我都痛楚无语。郑秦1943年9月生于北京。1965年自北京政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广东西部的一个小城工作。在那里,他自己说,“岁月蹉跎,十几年也就过去了”,尽是搞“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1979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攻读中国政治制度史硕士学位,师从韦庆远教授。1982年毕业后在群众出版社工作。他从事法制史研究,实际上是从1979年进入人民大学时开始的。1984年9月,郑秦进入政法大学读法…     

从我国历史上的三次变法谈法在改革中的作用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一次是公元前三五六年开始的秦代商鞅变法，一次是公元一○六九年开始的宋王安石变法，一次是公元一八九八年开始的清戊戌变法。这三次重大的改革，都被史书称之为变法，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有其必然性，它说明变法与改革有内在联系，说明法在改革中具有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近代日本法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日本作为法史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其法史学研究方法自有其独到之处.本文通过对日本法史学者著作的分析,勾勒出日本的中国法史学学科研究方法,从中解析出日本法史学所具有的包括重视考证的“静态”与注重法律实际运作的“动态”的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近代中国法史学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引用西方的法律的概念和体系重构的,通过与中国近当代法史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出日本法史学研究方法的可资借鉴之处.     

中国古代法结构形式的特点刍议——兼谈法史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

<正> 谈及中国古代法的结构形式,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诸法合体”一词,法学界大多都视之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点。这一观点最初由谁提出,笔者未及洋考。但自一九八○年张晋藩先生在《法学研究》第四期将其列为“中华法系”结构形式上的特点并加以阐述以后,随着人大本《中国法制史》的出版和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以上二书     

法律史学研究必须走向现代化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形成了内容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法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珍贵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们民族及其优秀代表人物所共同创造的财富。其中有许多经世治用、安邦治国的好经验。山东是孔孟之乡，齐鲁之邦，齐鲁文化就是中国...     

描述性的法史学与解释性的法史学──我国法史研究新格局评析

传统法史学的主流是描述性的，它以史料的考证为根本，而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一种解释性的法史学，它以对历史的学理分析和文化阐释为特征，二者共同构成我国法史研究的新格局。大致而言，前者指向历史的现象世界，是一种客观性考察，它实质上是一种“发现”，其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后者指向历史的根源世界和意义世界，是一种主体性的“理解”，它实质上是一种“创造”，其价值主要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在当前，两派学者之间存在种种风格差异，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     

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论法史学的功能

法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法学体系内部各个分支学科的受重视程度也正日趋失调。应用法学逐渐受宠，理论法学渐遭冷落，尤其是法史学。要唤起人们的重视以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充分认识法史学的功能。本文把法史学的功能概括为：人文精神的教养功能、理论思维的训练功能、客观现实的干预功能，并进一步强调，法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支。必须得到重视，否则，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无从谈起。     

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

“比较法制史”无论是作为一种学科分类 ,还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长久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早期的法制史学者不仅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科研中运用比较法制史的方法 ,还在《比较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在新中国的法制史学科发展历程中 ,学者们也很重视比较法制史。 2 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化 ,及时转换研究视角 ,尽快构建比较法制史的理论体系 ,发挥其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以提高法律教育的质量。     

论孔子的史学意识

本文从史家角色意识、史学成果的书写形式、史学的功能三个方面理解和说明孔子史学意识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