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修改选举法”与基本法律的修改权

《选举法》第五个修正案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第一,根据法治发展的成果与理念,将宪法的平等、公平与公正的理念体现在选举法的规范与体系之中,具体表现在实行城乡平等选举权;第二,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丰富民主生活,增强候选人的＂透明度＂;第三,选举程序更加规范化程序化。     

论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修改权

有关基本法律及其修改权的现有研究,乃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为关注重点,但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修改权同样不应忽视。作为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修改权在“五四宪法”中由全国人大独享。鉴于全国人大存在的一些客观情况,“八二宪法”决定由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享基本法律修改权。《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国家立法权的规定,构成全国人大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概括依据;某些特定法律中的“修改权条款”,则为全国人大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提供了具体依据。在既往的实践中,全国人大修改的基本法律主要是“宪法相关法”。虽然全国人大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行使频次不高,且呈现出下降趋势,但由全国人大进行的修改通常是较大幅度的修改。为确保全国人大更好地依宪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既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律修改问题上保持谦抑,亦应划定全国人大专属的基本法律修改事项,还要提高全国人大修改基本法律的能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行使的实证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律修改权行使上的“喧宾夺主”和屡屡“失范”与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宪法规范构成明显冲突.在全国人大既不能坚守其主导地位更不可能排他性地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情况下,“限权”和“废权”两种思维路径都无法引至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故此,应当跳出坚守全国人大在基本法律修改上的主导地位的固有思维模式,从重新配置国家立法权的视角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失范是一个事实。改变这一状况要求我们寻求宪法第67条第3项以外的规范资源。全国人大可以保留基本法律的修改权,并且可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进行事后的合理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尊重先例的基础上有节制地行使基本法律的修改权。     

《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有权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公正、合理和完善的选举制度来支撑。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八问”选举法修改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 在这部举世瞩目的法律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之前，笔者采访了几位专家，他们讲述了选举法近60年鲜为人知的故事。     

“让人民享有更平等的政治尊严”——选举法修改的新亮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和表决选举法修改草案的最大亮点，即在于通过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而“让人民享有更平等的政治尊严”。为何这样说呢？     

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

“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弄清“基本法律”的概念、性质与效力 ,对于科学认识国家法律体系的结构 ,认识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以及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法律效力等问题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选举权上的差别对待和农民的“国民待遇”——兼论《选举法》再次修改的必要性

农业人口选举权是城市居民的1/4,这是他们的人均收入不足城市居民的1/4、政府对基层农村卫生经费投入人均不到城市的1/4,以及农民在其他方面长期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必须重视选举权对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重要作用,同时相信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在将来再次修订《选举法》时,凡是对农业人口有歧视规定的条文,都在必要修改之列。     

从人民代表到代表人民-由《选举法》的修改说起

一、楔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当改革开放行进三十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布了《选举法》修改草案。就草案的内容看，其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与具体化，是人民民主之法治化的延伸，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进一步扩大。     

“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划分之反思

从法律文本和立宪意图分析,全国人大只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弥补全国人大立法不足是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的首要目标,而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侵夺全国人大立法权则是其附带的要求,这二者之间并非平行的目标关系;"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划分,正是这种附带要求的产物。实践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错位以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在效力上的混同,根源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权力关系在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存在的张力。     

房地产业的法律经济学

经济学主要研究效率与公平，法律追求的目标是公正与效率。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研究法律问题的社会科学。那么，法律经济学如何解释中国的房地产制度？     

关于修改全国人大“两法”的若干思考

对于目前已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本文赞同其修改方案的基本内容。就本次修法而言:建议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属性与地位的条文表述进一步厘清其与其他常设机关(机构、组织)的界限;建议增设主席团复审机制,以便处理对有关议案是否被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不同意见;建议在避免全国人大对司法个案"包办代替"的前提下,认真考虑对司法个案进行质询监督的可能性。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长远发展而言,建议在将来以一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来合并规定当前《组织法》、《议事规则》分别规定的内容;建议加快实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员专职制,并且在本次修法中加入原则性表述。     

论治安处罚的法律修改

治安处罚是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的行政强制活动。它的实施与广大公民、法人的权益密切相关。本文从法律的适用性出发,通过剖析当前治安处罚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实体和程序规范方面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冲突,以及它在治安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适用困难,提出进一步完善治安处罚法律体系的法律修改建议：将《条例》的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分别立法,加强法律间的配套与协调,以适应治安行政管理依法从严控制的发展趋势。     

文艺批评与贬损评价——透过“范郭案”审视文艺评论的法律处境

2010年5月26日，《文汇报》鉴藏专刊“争鸣”栏目刊登了郭庆祥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文中对一位画家的作品进行了批评：“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谢灵运、苏东坡、钟馗、李时珍等几个古人，都犹如复印式的东西。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由来

作为一种思想追求,法律面前众生平等的理念由来已久,从制度设计层面回溯,1954年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第85条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整部宪法出现“平等”一共有7次。令人扼腕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人民内部”与“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被无限扩大化、泛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重要的法治追求被抛到脑后,我们的社会也因此遭受重大创伤。     

共同关注“活的法律”

《判例与研究》从创刊至今已走过十年，从它的诞生到成长，我和在座的一些同事和朋友目睹了这一过程。在此，我为《判例与研究》的策划人、主办人、投资人、还有读者，为有今天这个杂志而倍感骄傲!同时也为这些人的远见卓识、为他们潜心科研意识的情结、也为他们为事业的追求、为他们为了做好业务而不断在理论方面提升而感到由衷的钦佩!     

肯定与鼓舞并重 期望与鞭策共存——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两高”工作报告

王乐泉：“两高”工作体现五个深化 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新疆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指出，报告以详尽数字总结了2009年工作，对2010年工作安排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