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衡量艺术及其规制

利益衡量作为法院判决疑难案件的常用方法,没有可确定和可预测的操作程序,主要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为防止利益衡量流于个人的某种主观恣意,即需对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予以规制。一方面,可以借助于客观外在的因素。另一方面,从法官个人的知识素养、职业道德等内在因素入手,对利益衡量潜在的主观性予以规制。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

司法的过程是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但又超越理性的感性实践过程,是法官运用自己的智慧对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价值进行评价、取舍的过程。利益衡量作为判案的思考方法,与传统的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法学的三段论式方法不同,它不是进行简单的法条对照,而必须对法条背后的利益进行评估、衡量。     

论法律选择过程中的利益衡量

法律选择和适用是国际私法的核心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法律选择从形式正义时期的巴鲁托斯的＂法则区别说＂到实质正义时期里斯的＂最密切联系说＂,许多国际私法学者均对其进行过探讨。在2011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法》）对国际私法中的涉外法律关系进行了规定,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涉外案件进行利益衡量时所依据的法律原则。     

论审判中的利益衡量

随着世界利益衡量理论的发展，我国法学学者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梁慧星教授和陈金钊教授都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对此本文主要从利益衡量的概念、特征、构成以及在我国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等这几方面展开论述。     

论现代立法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在现代立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立法的利益衡量是立法者为平衡利益冲突在多元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评价、权衡、选择并进行利益整合的有机统一过程,利益衡量的最终结果是法律规范的产生。立法中的利益衡量包括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两个阶段。     

论法律视野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近年新兴的一种法理学观点,最初由利益法学派提出.利益法学派的这一观点与概念法学派的观点相对立,主张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不仅仅要严格遵守法概念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追求法的实际效能,使得通过法律能够使社会中的各种诉求得到最大满足.利益衡量理论的出现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应当成为现代法治建设深入考量的课题.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中的运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筛选机制,其实质体现了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司法裁判时的利益衡量,因此利益衡量方法是界定原告资格的根本方法。原告资格的核心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包括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主要构成要件,界定原告资格需要对这两者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利益衡量标准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个案中法官进行衡量时需要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的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社会需求因素加以考虑。     

论利益衡量理论的司法运用——以法官司法能力的提高为视角

利益衡量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案件涉及多个利益冲突的场合。法院判决究竟如何作出或应当如何作出，适已不单纯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还直接表现为法官的司法能力问题。作为一种应当具有普适意义的司法活动或司法方法，利益衡量应当在法理的背景下，从民事法律领域出发．判断其价值及构成，在审理案件时合理注意利益衡量，应当是对法官司法能力的一种直接要求。法官在对个案衔突进行利益衡量时，必须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必须注意行为的节制性、妥当性、现实性和统一性。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创造判例很有必要。利益衡量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能动司法的程序规制

为防止借能动司法之名违法办案,应该设定一系列规则,从主体、客体和内容几个方面对能动司法进行程序规制。在能动司法的启动阶段,享有启动权的法官应当依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有选择地决定是否进行能动立法、积极司法、主动司法和有效司法。在能动司法的运行阶段,法官应该在当事人或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诉讼内外的方法和手段能动办案。在能动司法的决策阶段,法官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形采用不同的决策原则:在疑难案件的决策过程中,坚持专家参与、分类解决的原则;在社会广泛关注案件的决策过程中,坚持社会评价和法律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在普通案件的决策过程中,坚持将能动司法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可供选择的手段之一的原则。     

民事诉讼中的利益衡量分析——兼评法官的自由裁量

本文就民事诉讼中的利益衡量问题,首先阐明了利益衡量出现的原因及渊源,通过利益衡量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运用做了分析,即对民事诉讼中社会公众利益与当事人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民事诉讼程序所涵摄的不同主体利益之间冲突的衡量分析后,指出在民事诉讼中法官自由裁量存在的前提是需要通过利益衡量;从而进一步对法官在民事诉讼中需要自由裁量的八个空间层次所作利益衡量分析。最后就利益衡量的运用可能产生的几个方面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些思考。     

论民事权益——民法保护对象的立法和司法双重确认

民事权益是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的统称。对民法保护对象进行单一的立法确认会遗漏正当利益,必须对其进行立法和司法的双重确认。这种双重确认以民事权益的二元结构为基础。民事权益的立法和司法价值也体现了民法保护对象立法和司法双重确认的意义,同时,民事权益的保护途径也是民法保护对象立法和司法双重确认的实现方式。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起草过程中的若干争议及解决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现已出台了四部草案,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对草案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草案起草过程中,学者们对该法的名称、立法体例等诸多法律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囿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起草过程中的若干争议及解决进行阐述并予以探讨。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利益衡量——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度设计为视角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为我国《侵权责任法》所吸收。从制度设计的视角审视,精神损害赔偿规范安排应当坚持利益衡量的制度进路,在对受害人实施法律救济与保障行为人的行动自由之间,寻求和给定规制路径,在利益冲突的格局中实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个案中的实质正义。精神利益的保护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的着眼点,对精神利益的界定与衡量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还存在完善的空间,需要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给与讨论。     

论医疗档案中的民事权利及其归属

本文拟就医疗档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及其相关民事权利性质和归属进行分析,并就患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师之间的权利冲突提出解决思路,希望这些分析对于理清医疗档案所涉及的各种法律关系、明确相关主体各自的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正确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有所裨益。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则之准用——兼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普遍允许在行政诉讼中准用民事诉讼规则,并在准用方式上逐渐由概括准用向具体准用过渡。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此最初并未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直通过前后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参照民事诉讼规则,直到新法第101条正式确立这一制度。但该条的问题在于:一是对可准用范围的不完全列举仍属于概括准用,需要法官、检察官耗费精力找法;二是适用的表述使得他们只能被动地援引法条,无法真正结合具体案情决定准用问题;三是旧法司法解释的准用性规则并未废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条的适用。这有待未来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对相关条款作明确列举,对相关表述作扩大解释,并确定各种规则的先后援引顺序。     

论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衡量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核心基准.本文围绕诉的利益内涵之界定、诉的利益的本质与功能,以及诉的利益的衡量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论受教育权在行政诉讼中的确认与保障

将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虽然社会权利的实现需依赖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政策,但肯定其可诉性是权利保障的必然趋势.     

论舆论监督在控制腐败机制中的价值与功用——兼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法治完善

腐败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在分析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借鉴美国、德国的舆论监督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舆论监督在控制腐败机制中的真正价值与功用,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的建议。本文认为,应尽快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新闻立法,用法治的手段和机制来规范舆论监督,使舆论监督不仅具有明确可靠的法律依据,而且能够在反腐败中充分发挥功用,并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承担与程序设计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不属于诉讼担当,而属于实体适格问题。为此,立法者应当在实体法律规范中赋予"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具体的实体请求权。而且,为了避免金钱损害赔偿带来的证明与分配上的困难,以及保证有关组织的独立地位,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内容未来应当限定在"非金钱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上;仅例外情形才允许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途径主张"没收不当收益"请求权并上缴基金,这对于纠正市场失灵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为了实现高水准的公益保护,我国还有必要增设有关既判力扩张与禁止滥诉的规定。总体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承担着"预防保护与监督"的功能,其与任意的诉讼担当、代表人诉讼、债权让与等制度共同存在,并分别在实现不确定人群的集合利益、少量确定人群的个体权利、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大规模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小额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领域发挥作用。     

反垄断法中的消费者权益研究

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多包括消费者福利,我国的《反垄断法(草案)》也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反垄断法中的诸多制度与理论和消费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合理原则、豁免制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我国的反垄断法应授予消费者充分的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