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法律文化历经数千年,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融化进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儒家法律思想被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居主导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是,人们往往忽略道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视道家文化为法律文化的异端,视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中国与西方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部分应归因于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有无？ 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道家的“法自然”观包含着明显的法律二元论思维方式，并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不过，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根本上是大异其趣的。     

儒法之间:道家哲学对先秦法思想史的意义

于传统法律思想史视阈之研究,道家哲学常被阐释为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然而,其发轫之时于先秦法思想之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德礼的解构,及对法家法术的启示。道家抱持超越人文、批判现实的姿态,阐发一套揭露人欲、质疑圣智、否弃仁礼的学说,构成儒家祖述圣王、从周复礼抱负的反动,是法家颠覆传统、变法改革立场的助力。进而,道家的本体道论为法家的"势"论铺垫了哲学基础;道家的无为之治隐含"道生法"的思想路径,为法家的"法"论蓄积了话语资源;道家的辩证柔术为法家的"术"论确立了基本思维。将先秦道家哲学置于"儒法之间"进行审思与诠释,方能洞明道家哲学在先秦法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和谐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选择

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选择影响至巨,使其将一些看似对立的法律原则调合起来,形成和谐整体,如守法与任情、罪刑法定与非法定、告奸与容隐、平等与差序等,都被有机地纳入同一法律制度中,呈现出“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法文化传统。     

“道”与自然法思想的比较与研究

由于东西方之间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因而造成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未必完全相同的法律智慧。自然法反映了西方人对某种永恒正义的信仰,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产生了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但是历史发展结果截然不同,分别在东西方形成了人治和法治的传统。本文指出研究中西方古代＂自然法＂思想是中国法制进程的必然要求,现代中国在大量吸收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同时应从中国古代道家法自然思想中汲取营养,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论中国古代战争观中的慎战思想

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从儒家的"非战"到道家之"去兵"等思想都是典型的东方智慧的结晶,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代军事观念中特有的反战、义战、慎战的战略思想。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大盛世时期的统治者都厉行文治兴邦,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中华文明历来追求和谐共处,以和为贵,当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均源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价值观。     

康有为与中国法文化的近代化

本文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角度对康有为的法思想进行了一些新的探讨。文章指出，中国法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开始于维新变法运动，而康有为则是开时代之先声的伟大人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康有为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引伸为＂几何公理＂原则，把独立、自由与平等推证为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成为判定政治、法律、道德之是与非的根本价值标准，由此对传统法文化价值观和主要原则作出较为系统的检讨和批判；第二，康有为转攻今文经学，把近代化法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注入传统经学之中，为中国法文化的近代化清扫了路障；第三，康有为提出了取代传统旧法的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新的法律体系模式，成为近现代立法的根本。所有这些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浅析汉初黄老思想

黄老思想形成于战国中期,汉初作为国家的政治思想主体应用于政治舞台。黄老学派吸收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及其他各派优势,顺应时代发展,并成为与法家、儒家并立的显学。由于黄老思想具有现实意义的影响,因此它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基础的道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对黄老思想内容本质的理解及研究汉初选择黄老思想作为统治者意志的原因,来看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基础是先秦法家的思想,在秦汉时期有儒家思想的注入,从而实现了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融合,形成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由于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了情、理、法的内在逻辑,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     

“情法两尽”及其社会基础

纵观历史,国法、天理与人情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制定法律“必协情理”,“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而且在法律的施行中要遵循“败法乱政不可,违情不可,力求情法两尽”的原则,所谓“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可见,“情法两尽”是中国传统法律施行追求的目标之一。...     

以人为本:中西方法文化融通的基础和归宿

不同的生活方式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法律文化包含着不同的“法体”和“法统”.在形、质各异的法律文化中,其核心价值却既纵贯古今,又中外通行,这就是已然成为人类共识的人本精神.中西方法文化中人本精神的特质虽有差异,却也不乏二者融通的基础.认真对待西方法文化中的人权和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民本,是构建和涵养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法文化的必然选择.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全球化的几点思考

文化与法律文化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成文法典化、公法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特质,而儒家文化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固守、学习、迷信、融合等四个不同的演进阶段.面对全球化法律文化浪潮的冲击,当下我国应理性建构新的、顺应时代的、并具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色的新法律文化.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先秦道家法律思想研究--兼审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总体态度

对先秦道家法律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解析,认为道家由其无为哲学出发,主张"无为而治",因之,对儒家礼治学说就总体而言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但这种消极和否定并非如传统学术认定的那样绝对,特别是早期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不仅没有采取传统学术认定的那种鲜明反对态度,而且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兼容。     

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互动关系简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何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入手 ,着重分析了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资源选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 ,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来。     

弘扬中国法文化 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意味着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发掘和科学地总结中国法文化的精髓,从优秀的法文化传统中汲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所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融入到当下的法制建设中,这样的法律秩序才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秩序。     

传统中国的法秩序及其构成原理与意义

本文以中外学者关于传统中国社会法与秩序的论说为引子,将法→秩序构成→社会结构→文化原理联系起来观察,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构共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应与互动的一体关系,而贯通其间的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原理。道德是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正当性所在,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构成原理是道德原理。道德原理建立在有机宇宙论之上,这种从宇宙有机出发具有生命感的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有机世界存在的形式与本质,即世界在形式上是道本质上是德,这表明中国人的世界观实际上是道德观。所以,从文化原理上说,道德或许不止是传统中国法秩序保持长期稳定并具有修复机能的奥秘,亦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根源,甚至还有可能是我们复兴中华文化,包括创新中国法文化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洋务派法律思想探析

洋务派的法律思想是在"中体西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内容为:传承隆礼重刑的法律思想;稍变成法与引进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法律思想;以求实为核心的经济法律思想;以应付殖民地外交的国际法思想和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虽然不系统,涉及面较狭窄,但它却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因而带有时代的烙印,它是中国法律走向近代化的一个起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建构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并暴露出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建构现代法治理念,对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是否应拒绝诗性思维

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中,诗性思维似乎要成为一个亟待摆脱的羁绊。诗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因其对逻辑思维规则的拒斥而与逻辑思维相对立。但是,它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无法回避、无法剔除的因素。仅仅把诗性思维方式看作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羁绊无助于中国法律方法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