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矫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03年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面临着立法依据不足、非监禁刑适用率较低、与相关部门工作衔接不够紧密等困难和问题。要更好地推进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应当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同时加强对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立法研究,应当依法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加强法院与相关部门的工作衔接。     

法科学生参与社区矫正路径探索

法学专业的应用性决定法科学生须参加社会实践,其中参与社区矫正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法科学生参与社区矫正,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负担,提高法科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矫正对象教育改造效果。但高校对法科学生参与社区矫正重视程度不够,社区矫正机构对法科学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不足,部分法科学生对参与社区矫正积极性不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校应当加强对法科学生参与社区矫正的重视程度,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主动吸收法科学生参与社区矫正,法科学生应当进一步提升参与社区矫正能力。     

社区矫正之教育矫正工作规范化思考

教育矫正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社区矫正的核心性任务。为使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规范化,我们应当加强县级社区矫正教育团队,加强教育学习工作规范化;加强县级心理矫正工作的机构和团队建设,提高心理矫正工作水平;完善县级社区服务基地建设,规范运行程序,加强社区服务的实效性。     

社区矫正的基础环境研究——以法治社区构建为视角

以社区为依托,居民积极回应,社会组织深度参与,是社区矫正的内在要求。因此,社区矫正与社区构建关系非常密切。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基础环境应当是以法律为指引的、自治的、成熟的社区,是居民普遍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对社区公共事务具有高度参与积极性,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法治社区。     

河北省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策略

社区环境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与城市社区相比,我国农村社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处于劣势,探索适合农村文化和现实的矫正制度是矫正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以来,河北省在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工作机构和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但农村社区仍存在村民参与少、有关部门配合不顺畅,矫正措施层次低、工作队伍专业化不强等问题。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结合农村实际,进一步转变观念、规范职能、提高矫正措施水平以及重视工作队伍建设,以推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社区矫正是人类刑罚观念革新的产物,具有法学和社会学层面上的双重涵义。在法学层面,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肩负着刑罚所蕴含的惩戒功能与教育功能;在社会学层面,社区矫正既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恢复机制,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承载着引导社会成员、修复社会关系的功能效用。我国社区矫正起步较晚,矫正队伍单一化倾向严重,民众支持度较低,影响和制约了工作的开展。因此,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特别是多渠道地组织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以上海市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上海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政策支持,其角色定位也应当由参与配合型向协同支持型转变,并且在社区矫正中着重突出其宣传教育、专业矫治、辅助执法、福利保障和资源整合的五方面功能。     

不同交往理论与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

不同交往理论是近现代犯罪学发展中的重要理论,为我国三位一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任务布局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应当纳入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区矫正的基础理论之中。结合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矫正工作的实践状况,具体而言,不同交往理论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强调制度整体协调性与加强社区矫正亚文化建设等方面。     

司法所社区矫正国家工作人员探讨

《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国家工作人员提出的专门化要求,有助于其职业特点的规范塑造及职业保障。但全流程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之法律定位仍然模糊,司法助理员的矫正专职性很难保障;从监狱或戒毒所借调或抽调参与社区矫正的干警,稳定性尚显不足。应当给予在司法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助理员和监狱、戒毒所干警以社区矫正专门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定位,增加专司社区矫正工作的政法专项编制,以增强社区矫正工作力量;提高社区矫正官的资格准入与薪酬待遇,夯实职业稳定性,并在未来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     

农村社区矫正的实然与应然——兼论社区矫正中村民的有效参与

根据5个省份15个司法所社区矫正开展情况的调查,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着物质条件缺乏,社区矫正发展动力不足,矫正力量薄弱,矫正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法律制度缺位,矫正工作机制松散等问题,因此,完善工作体制、加强队伍建设和政府宣传引导、公众参与等,是农村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     

公众认同视阈下我国社区矫正问题反思

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贯穿于社区矫正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按主体身份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公众认同分为两个层面:广义上的社区矫正公众认同是社会民众或国民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抽象认同;狭义上的社区矫正公众认同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对这项制度的认同。制约不同层面的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同的因素既有共性,更有差异。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不足,使其背离了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初衷。应对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不足可以从思维层面的转变、社区建设的推进、顶层设计的修正三个方面寻求对策与出路。     

兰州市社区矫正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调查报告

对兰州市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发现"面对面"帮教说服、"点对点"管控机制和"心贴心"工作模式等地方性实践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然而基层群众对社区矫正认知度、认同度有待提高,制度缺乏充足的财政和人才保障,管控的机制长效性和手段单一性有待改善。     

克拉玛依市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克拉玛依市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已经建立,确立了"政府主导推动、司法行政组织实施、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思路。但是,还存在着社会认知度很低、法律依据缺失、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建议制定社区矫正法,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保证社区矫正工作有序进行。     

社区矫正应吸收被害人参与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新阶段,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受国家本位的犯罪观和一直以来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被害人在社区矫正中的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保障。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是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下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需要,不仅仅有助于帮助犯罪人实现再社会化和保障司法公正,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因此,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意见陈述权以及监督权等权利,以促进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推进和发展。     

《社区矫正法》内在法理的阐释

《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工作确立了新的目标,社区矫正制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制度,使社区矫正工作在参与主体的职责和分工协作、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社区矫正的工作原则等方面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适应新的变化,就必须对传统的工作方式方法进行合法性审视,围绕社区矫正确立的新目标,强化社区矫正法治化建设,重构工作体制机制,把社区矫正工作规制在法律的框架内。     

关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官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监禁刑执行的主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领导和管理社区矫正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是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广泛动员其他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又解决了社区矫正地域相对分散、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     

提升社区矫正综合管理水平的路径分析——以《社区矫正法》实施为背景

2020年颁布实施的《社区矫正法》明确了社区矫正工作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原则,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针对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普遍存在的组织保障不健全、监管措施不到位、教育帮扶能力弱化等问题,应当以《社区矫正法》的实施为契机,提升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专业化和执法队伍的职业化,完善监管机制,丰富教育矫正手段和帮扶措施,切实提升社区矫正综合管理水平.     

社区矫正地方立法中的几项重点问题——基于《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立法实践

我国首部社区矫正地方法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立法过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考量，对于审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取向具有重要意义。共同原则、矫正小组职责、评估机制、法律监督与被害人救助等问题，直接关系着社区矫正工作方式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作为地方性立法，应当坚持与刑法、刑诉法的刑事法治精神保持一致，并充分体现地方社区矫正工作需求。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探索: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矫正制度遇到了一系列瓶颈性问题,如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会影响社区矫正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而且,新的形势对社区矫正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探索、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模式,有助于解决目前影响社区矫正的问题。本文选取位列社区矫正工作最先试点区域之一、兼有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新型城镇和老旧城镇特点的北京市大兴区,作为探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路径的一个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