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刑事错案的预防——以英美两国刑事错案防控体系为视角

由于个体认识能力的限制和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刑事错案的发生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但刑事错案确实严重侵害了被追诉人的人权,动摇了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仔细梳理、认真考量英美两国刑事错案防控体系及救济制度,文章认为在我国应创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加强证据审核、完善辩护制度,对构建刑事错案预防体系大有裨益。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问题与改革——以公诉为侧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需要借助专门技术知识来查明案件事实.这导致司法鉴定在诉讼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司法鉴定的启动是实施司法鉴定的前提,在司法鉴定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同时,鉴定的启动问题也往往是各国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无序和混乱的状况及改革的滞后性导致由鉴定启动问题引发争议的案件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刑事错案成因及预防——以35起错案为样本

刑事错案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对相关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后果。对刑事错案样本材料的分析,全面探讨错案的形成原因,可降低错案发生的可能性。侦查方式、手段的转变,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充分行使监督权力,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坚持独立司法,严格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基本要求,可减少错案的发生。同时,应当积极改革现行错案认定方式和考评制度,及时实现对错案的纠正与预防。     

刑事错案社会结构问题初探——以侦查为中心

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可发现错案也存在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一是错案中受害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且居住在农村与市郊;二是错案中的侦查机关在程序中的强势地位与社会中的经济劣势并存;三是错案中受害人所聘请律师呈现整体无用与偶然奏效的局面;四是错案中侦查人员的观念与民意同质化,且其多数成为犯罪被害人一方的支持者,而让错案受害人无力抗争。为避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推动错案的生成,应借鉴案件社会学的理论,做到:第一,通过组织、律师支持,提升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第二,加大办案机关的资源投入,提高案件质量;第三,强化办案机关案件审核,避免一错到底;第四,主体改造与客观建设同步进行,以减少侦查人员的社会化特征。     

刑事错案发生机制实证研究 ——以110个典型错案为样本

错案的发生既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忽视科技手段的运用、坚持有罪推定、过分重视破案率等主观性因素,也有被害人虚假陈述、证人做伪证、司法鉴定错误等客观性因素。因此错案的防治,不仅要改进司法理念,还要建立和完善讯问律师在场、程序性制裁等机制,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和杜绝地方党政机关干预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同时应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机制,实现精密司法模式。只有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司法体制、证据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才能有效减少错案的发生。     

刑事错案生成原理——以侦查风险决策为视角

侦查中有限信息下的风险决策是常态。虽然理论上风险决策因其不确定性无法彻底排除错案风险。但科学的风险决策无疑能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为防范错案,侦查风险决策中须避免思维定势、认真审核信息、及时有效反馈,并以证据控制做最后把关。     

刑事错案的社会学分析——以案件社会学为视角

从案件的社会学角度审视,可发现错案存在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一是错案中受害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且居住在农村与市郊;二是错案中的侦查机关在程序中的强势地位与社会中的经济劣势并存;三是错案中受害人所聘请律师呈现整体无用与偶然奏效的局面;四是侦查人员的观念与民意同质化,且其多数成为犯罪被害人一方的支持者,而让错案受害人无力抗争。为避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推动错案的生成,应借鉴案件社会学的理论,在侦查环节做到:第一,通过组织、律师支持,提升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第二,加大办案机关的资源投入,提高案件质量;第三,强化办案机关案件审核,避免一错到底;第四,主体改造与客观建设同步进行,以减少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的社会化特征。     

刑事错案中物证问题的实证研究——以百例无罪案件为样本分析

通过对100起无罪判决刑事案件中的物证进行分析后发现,物证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真实、可靠,从发现、提取、保管、鉴定到提交法庭的每一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从而丧失其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而失去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究其原因,在制度层面,是因为物证提取、保管、鉴定制度不完善;而在实践层面,则是受到人为因素与刑事科学技术的影响。因此,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层面的不足,尽可能地克服实践层面的影响,才能确保物证三性,进而发挥物证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价值。     

刑事错案的形成与救济——以侦查工作为视角

面对公众对错案的关注与质疑,公安机关不仅是纠正错案、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更应当反思刑事错案的成因。侦查阶段应强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意识,强化取证、确保队伍执法素质提升,强化走访、确保言词证据真实,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细化监督、动态监控确保执法监督最大化,切实通过制度完善、程序遵循等保证执法的公平正义。     

刑事错案的社会结构浅析--以侦查为中心

从案件社会学角的度审视,可发现错案也存在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一是错案中受害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且居住在农村与市郊,二是错案中的侦查机关在程序中的强势地位与社会中的经济劣势并存,三是错案中受害人所聘请的律师的作用呈现整体无效与偶然奏效,四是侦查人员的观念与民意同质化,成为犯罪被害人一方的支持者,让错案受害人一方的无法抗争。为减少案件社会机构导致错案的可能,应做到：第一,通过组织、律师支持,提升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第二,加大办案机关的自愿投入,提高案件质量;第三,强化办案机关案件审核,避免“一错到底”;第四,减少侦查人员的社会化特征。     

司法鉴定问题与刑事辩护策略技巧——“刑事辩护与司法鉴定研讨会”综述

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价值,但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在多方面存在着制度上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平与效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给辩护律师办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辩护律师必须全面研究我国司法鉴定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切实掌握在刑事辩护中科学运用司法鉴定结论的宏观策略,以及应对涉及人身伤亡、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常见经济犯罪、笔迹鉴定等问题的司法鉴定（结论）问题的具体技能技巧。     

论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以侦查机关为视角

我国刑事错案追究制度自实行以来,其运用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一直饱受争议。从侦查机关的视角考察,错案追责情况主要存在纠正程序不具体、追责程序透明度不高等相关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考虑,从内部制度与外部监督入手考虑设立独立的错案追究机关来进行解决是可行的,同时可从细化错案责任追究的相关程序、明晰实体责任性质的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建立追责程序相关信息发布机制等方面来完善刑事错案追究制度。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扼制刑事错案的有效措施——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证据中的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并明确规定鉴定人需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这使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更加科学,同时也完善了我国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这一制度的完善将对刑事错案的发生起到有效的扼制作用。     

洗钱罪预防性刑事政策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2016年底出台了新洗钱防制法,扩大了洗钱罪的范围,增加了抽象危险犯和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并将刑罚发动的时间予以前置,以上都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同时,该法以反洗钱名义肆意扩大犯罪圈,致使更多行为入罪化,这无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直接限制,破坏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合比例性。整体衡量来看,对洗钱罪犯罪构成的考量不仅应在法技术层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明确立法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大陆对洗钱罪的规制严格限制了上游犯罪类型,从而使入罪门槛更高,显现出谦抑性的价值取向,但其与相关犯罪的关联性规定偏少、不够精细,对新型犯罪的回应稍显迟滞,这确实是一个缺憾。     

洗钱罪预防性刑事政策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2016年底出台了新洗钱防制法,扩大了洗钱罪的范围,增加了抽象危险犯和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并将刑罚发动的时间予以前置,以上都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同时,该法以反洗钱名义肆意扩大犯罪圈,致使更多行为入罪化,这无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直接限制,破坏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合比例性。整体衡量来看,对洗钱罪犯罪构成的考量不仅应在法技术层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明确立法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大陆对洗钱罪的规制严格限制了上游犯罪类型,从而使入罪门槛更高,显现出谦抑性的价值取向,但其与相关犯罪的关联性规定偏少、不够精细,对新型犯罪的回应稍显迟滞,这确实是一个缺憾。     

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预防——以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为视角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的发生,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尚存在程序法定原则阙如、无罪推定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不力,定罪标准、侦查模式以及公检法机关工作机制某些环节不够完善等问题。对此,应当在强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通过队伍建设和工作机制的改进,不断促进执法、司法能力的提高,从而保障司法的公正及高效,降低刑事错案的发生。     

转型语境下刑事错案的发生与治理——以侦查环节为中心

现阶段要科学评估错案治理现状,须从更广阔的社会场域进行审视。在转型期中国,尽管侦查行为的规范化日益加强、侦查取证能力总体改善,但实践中一些运动化、行政化的错案治理方式依然存在,并是潜在的错案之源。这意味着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仍需在侦查程序的完善、侦查观念的转变、侦查能力的提升等方面下功夫,而不应偏重法外手段。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基点的分析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有必要重新考虑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分为起诉证明标准和判决证明标准.起诉标准为"有合理根据",判决证明标准分为"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和"占优势的盖然性"两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