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制度

确立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通过记录量刑过程,展示程序公正,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法性原则的约束;通过论证量刑理由,彰显裁判理性,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通过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公众的有效监督,进而增强公众对量刑结果的信仰与服从。构建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首先应在制度设计上引入量刑答辩程序,以支撑裁判文书详尽展示量刑的全过程,其次应对现行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格局进行调整,以便充分论证量刑理由,最后应以立法的形式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和公开范围,以将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价值落到实处。     

司法裁判文书援引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叙事”模式

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嵌入裁判文书是统一裁判尺度、提高文书释法说理效果的一种有效形式。裁判文书作为独立的叙事文本,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嵌入必将改变文书内部的叙事元素关系网络及结构,带动“演绎式”向“演绎+类比式”双线叙事结构转变,进而形成嵌套式叙事风格。基于司法实践语境,嵌套式文书的叙事理念和叙事模型得以重新诠释;依文书叙事者援引案例的主、被动性区分叙事情境,可以差异性地构建微观层面的嵌入型叙事模式,以满足裁判文书制作的内在需求,即聚集该类叙事形态构成体系以产生合力效应,完成微观表达上的统一,进而从宏观上促成裁判文书叙事风格的良性转变。     

论裁判文书说理的积极修辞及其限度

裁判文书中运用积极修辞技术进行说理以此达致说服听众的效果,目的在于得出更为合理和更具可接受性的判决。我国裁判文书说理以消极修辞为主,但并不排除积极修辞的运用,司法裁判的情理要求使积极修辞成为必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中对积极修辞技术的运用较少;而地方法院裁判文书中对积极修辞的运用进行了大胆尝试。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英美法系法官裁判说理的有益方面,注重语言技术知识与司法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同时鼓励法官在说理时引述指导性案例,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促进法官修辞说理的常态化,从而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虽然运用积极修辞技术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情感论证,保持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但是需要给裁判文书说理中的积极修辞设定合理性界限,即逻辑的形式理性限度和可接受的价值理性限度,以防过度修辞或者滥用修辞导致负面影响。     

隐私权视野下的网上公开裁判文书之限

裁判文书的上网是落实审判公开的一项有力措施,但其对隐私权的威胁亦不容忽视。裁判文书的全文上网原则上应预先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当然,若裁判文书涉及公共利益,则隐私权也应受到限制。但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将裁判文书上网时,仍应对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予以保密。被害人、证人、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予特殊保护。调解书原则上不应通过网络公开。     

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实证分析与规诫提炼——以法发〔2018〕10号为中心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价值维度进行辩思,有助于理性认识证据说理的多重功能和作用。与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相比,证据说理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与低估,还存在说理要素不全、争点不明、逻辑不清、繁简不当、论证不足等问题。为落实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对证据说理提出的要求,实有必要提炼证据说理的具体规诫,提升说理的具象化与实践性。     

裁判文书标题之探讨

裁判文书是法院处理诉讼案件就实体性或程序性问题依法作出的裁决,是法院案件审理成果的体现,是评判是非、适用法律的载体,是司法公开、公正的宣言书,是法院的＂门面＂,法官的＂脸面＂。本文指出而裁判文书的标题是在裁判文书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统领其全文,简明扼要提取出一个案件的基本内容,其地位不可忽视。     

浅议我国司法裁判文书改革

司法裁判文书,是展示一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的窗口。而我国的司法裁判文书基于多方原因,问题多现,虽对其改革一直进行,但许多问题犹存。本文在总结归纳当前裁判文书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其原因进行分析阐述,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     

司法裁判中的法理与民意

当前,我国有的法院为使其司法裁判回应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直接以政治化手段解决本应由司法手段解决的纠纷、不依据法理寻找和适用裁判规范、不依据法理阐明裁判理由等不讲法律和法理的问题。法理是确保司法裁判在法治框架内回应民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一方面与依行政意志和常理回应民意具有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价值判断和词语技术方法密不可分。法官依据法理通过疏导、说服和鉴别、吸纳民意,以及通过寻找、解释或创制方法形成体现民意的裁判规范等方式,能使刚性的法律得以柔化,使司法真正发挥社会调节器的作用。然而,法理自身又具有专业性、主观性和争议性等有限性,对此我们应当通过修辞方法予以弥补。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规范化的法律形式主义构建

受现实主义法学和社会治理逻辑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并未实现规范化。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认知能力和人类语言局限性的限制,法律规范不可能将现实中的所有可能性都加以考量,只能为追求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而牺牲复杂现实世界的特殊性。具体到裁判文书说理方面,法官应当在遵从法律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个案的特殊性,运用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作出符合实质正义的判决结果。然而,形式主义是法律制度的根基,严格依法判决能最大限度保护法律的稳定性。过分考虑个案的特殊性以追求实质正义,难免会伤害法律的稳定性根基。在我国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条件逐渐成熟的当下,应以严格遵循形式主义的“内部证成”为基础,设置强制性规范,推动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遵循法律的形式逻辑进行法律适用的说理。     

司法改革——始于裁判文书

司法改革在我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确立司法的最高权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本文以我国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分析我国司法裁判文书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方案,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论司法公信力与裁判文书公开

公信力,按照一般理解,"公"指社会公众,"信"指信用、信任,"力"指一种由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威态势。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书面结论,是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后的成果,也是当事人从法院讨得的"说法"。     

裁判文书上网对基层法官的挑战及其应对——基于西部地区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

基层法官在对裁判文书上网的认识上不存在原则性的障碍,其对待裁判文书上网的态度和其应对裁判文书上网的能力相一致,因其能力不足而在态度上显现出并不积极的一面。裁判文书上网对基层法官而言存在工作量增大、职业压力增大、能力与需求不相称、内部考核压力大等挑战,应从转变思想观念、增强责任心、提升自身能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效应机制等方面来助推基层法官积极投身于裁判文书上网这一伟大的法治工程中。     

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的法理解析

法院裁判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成因主要包括:转型社会矛盾多发与司法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公民权利意识增长与表达自由渠道的畅通、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公开审判原则的确立与审判制度自身的缺陷等。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是由个案问题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解决问题的出路应当从遏制司法腐败、改革公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增加审判程序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完善民意沟通机制等方面寻找。     

宜州法院“五个注重”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广西宜州市法院以“五个注重”来规范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这“五个注重”是：全面查清事实真相,注重以事理说理;灵活掌握运用法律,注重以法律说理;认真把握法律精神,注重以法理说理;了解日常生活习俗,注重以情理说理;权衡轻重,注重以重点说理。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律裁判文书的改革

裁判文书是案件审理的最终载体,是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公正形象最直观的平台,特别在刑事司法领域最为关键.然而在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甚至令人担忧.其说理过程简单化,事实罗列过于格式化,缺乏对证据认证的分析,已经很难满足法制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裁判文书深度公开问题研究

本文着重研究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相关问题。第一部分提出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概念和三个特征。第二部分分析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价值,认为裁判文书深度公开是贯彻落实司法公开的应有之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等等。第三部分论述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内容,认为评价裁判文书公开程度的标准是案件的卷宗材料,并具体从审判程序的深度公开、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深度公开、裁判理由的深度公开三个方面,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应当深度公开的内容。在第四部分归纳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限度。总之,应当逐步推动案卷材料当中能够公开的信息通过裁判文书予以深度公开。     

试论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的司法程序内解决

以＂沟通＂取代＂隔离＂已经成为目前解决多发的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的共识性思路。将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纳入司法程序,无疑是最为常规、最为规范、效力最为显著的方式,与现有解决方式相比,司法方式在规范地解决冲突、和平地解决冲突,以及增强冲突处理结果的共识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可以在突破与更新传统刑事诉权理论与刑事司法民主理论的前提下,从适用案件范围、诉讼方式、程序启动的期间和理由以及受理法院、程序的进行、刑事裁判的效力、判后答疑机制等方面建构民意表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