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

尽管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都是控约行政裁量权的理论,但二者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内涵方面,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合理性原则则凸显对公共利益的喜好;在作为法律渊源的目的方面,比例原则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以为最终归宿,合理性原则以公共利益本位为出发点;在适用范围和位阶方面,比例原则较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广、位阶更高。     

行政比例：当代法治行政根本的法律原则

行政比例原则是从域外引进的法治行政理论。本文通过对行政比例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三者之间在内涵、渊源、适用范围和位阶等方面的比较分析,认为行政比例原则在法治行政中是比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位阶更高一层次的法律原则,作为法治行政的精髓和灵魂,将主导着行政合法性审查标准不断完善和健全。     

论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引进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上控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适用。我国行政法上引进比例原则能很好地弥补合理性原则之不足,为有关涉及合理性争议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案件的裁断提供可操作的审查标准,并促进行政管理观念的转变。但鉴于比例原则的局限性,我国行政法上应以作为合理性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判断标准的方式引进比例原则,并可通过立法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实践等途径进行。     

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引入和应用

行政比例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都是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控制,但二者仍有不同之处,比例原则包括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其更具有操作性,比例原则引入我国,可应用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之中。     

论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德国行政法学首创的行政法原则 ,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均是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 ,但两者仍有不同之处 ;“比例原则”不仅是行政法基本原则 ,对其他部门法也同样适用。     

论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许多国家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它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比例原则与政府应急管理权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衡量政府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重要工具,这个理论在行政法上十分重要。笔者发现,无论是法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司法考试还是各级公务员考试,比例原则都有其“用武之地”。而且,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最具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原则。     

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行政法的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活动的始终,是其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其中的合理行政就是行政机关根据裁量权做出的活动必须符合理性。比例原则就是合理原则要素之一。所谓的比例原则行政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本文从行政法的比例原则的起源入手,讲述了比例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并详细的介绍了我国行政法中比例原则的相关规定,相关状况,以及比例原则在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的方案。     

行政服务中合理性原则的适用

行政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健。目前行政服务中主要强调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无论是在认识、操作还是适用范围上都存在不足。因此在合法原则的基础上,要以法律为基础,确认行政服务中合理性的必要性并严格把握合理性原则的适用标准进而加强合理性原则的适用,最终提升行政服务质量。     

关于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的探讨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中国行政法上的一项与行政合理性原则相并列的基本原则。本文在分析国外同类制度和理论的基础上，在回顾中国研讨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分三个问题依次论述了中国行政法上合法性原则确立的基础、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该原则的基本内容，并指出：依法行政与合法行政不是也不应是同一个概念；从依法行政过渡到合法行政，乃是行政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飞跃     

论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强制法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在我国已有的行政立法中,并没有对比例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2005年出台的《行政强制法(草案)》在我国行政立法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比例原则。本文通过对比例原则的涵义、基本内容等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强制法中的适用,并对其适用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浅析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行政合理性原则虽然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它同样适用于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特别是我国法院的审判实践已经积极地推动了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从世界行政审判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越来越深,对自由裁量权的监控越来越严。只有在对自由裁量权加强监控的情况下,才能扩大自由裁量权。为此,适时地修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确立法院享有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权,使行政合理性原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火车站核查旅客身份证行为的行政法原则分析

在火车站对身份证核查的行政行为本身是属于行政机关的正当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是,如果把这一行为作为一种常设性行政行为存在,并要求部分或全部旅客都要接受核查,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了行政行为的异化,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角度分析,这一行为则违反了行政服务性原则、行政效益原则、行政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正当性原则的现代行政法理念的要求,需要对这一行为予以重新定位。     

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最小损害原则和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本文在认为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之间在适用上尚有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妥当性——最小损害——均衡原则,以此顺序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一则可以思维脉络上的相对清晰,步步为营,最终对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准确地考量。二则能尽量减少法官在审查行政行为合理性时的主观恣意,限制自由裁量权。     

论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帝王条款”,已在国外的立法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获得普遍重视和不同程度的运用,因而成为其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比例原则在我国大陆尚未引起行政法学者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比例原则基本内涵的分析以及比例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阐释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的独特地位,希冀能推动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论比例原则在授益行政行为的适用

给付行政已经逐渐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方式,但是在其缺乏规制的情况下,很可能沦为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应当跳出传统,从单纯适用于负担行政行为,扩大到授益行政行为。本文从比例原则在授益行政行为中是否适用为视角出发,主要着墨点在于分析比例原则适用于授益行政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对比例原则进行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视角内的行政法比例原则

在行政法领域,基本原则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随着行政法理论的日臻成熟,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讨论要随之更加激烈。本文从比例原则这一切入点进行阐述,研究比例原则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比例原则,以及其有哪些缺陷亟需完善。对比例原则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基本原则理论的完善,还是对于指导行政实践,都是大有裨益的。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

行政合理性原则不应只停留在行政法学理论上的研究 ,而需要对其适用问题加以关注以使其能够获得实践的活力 ,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与推动。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当从多角度加以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排斥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度适用 ,并不构成法律和实践运作的冲突。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经验 ,适应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提升要求 ,应当在我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法律原则在行政法包括行政诉讼法渊源中的地位 ,以推动行政裁量及相关司法裁量不断走向合理 ,并能够不断丰富行政合理性原则内容本身。在适用性质上 ,行政合理性原则不仅是狭义上的对行政行为方式、手段、结果以及程序的裁量行为之控制规则 ,也是对行政法律适用之法律解释规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之类型化——基于行政诉讼典型案例的解析与整合

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重要标准。本文指出了行政合理性审查在本质上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二者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合理性审查强度把握不准的现象,并认为实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的类型化将十分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操作,提升法院把握与行政权关系的能力。接下来,本文指出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法院的分工和能力、限制权益的类型和效果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是影响合理性审查强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具体的案件中,审查强度的选择往往是不同因素之间比较和权衡的结果,运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这些因素与具体的案件之间建立联系。本文认为,合理性原则的审查强度可以分为宽松的、增进的和严格的审查强度三种类型,从而为法院确定个案审查强度提供了参照样本和规则。     

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其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比例原则保护的是一种相对权利,审查的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问题,不可克减的公民权利以及目的正当性不在其适用范围内。比例原则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功能,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在民法、刑法等部门法中普遍适用,理应回归行政法这一固有领地。为适应国家任务的多样性,比例原则在关注侵益行政行为的同时,也应当向授益行政行为和互益行政行为的领域拓展,但“最小侵害”的严格标准和“法益均衡”的目标追求,决定了其主要用于规制常态意义下的行政权力行使,在紧急状态中的适用要受到一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