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搞“三权分立”

一、“三权分立”制度有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三权分立”的严重弊病在于，它使相当一部分权力在相互牵制中抵消，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致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就连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不得不承认：“联邦政府从目前组成情况来看，由于权力分散，所以没有力量；由于权威太多，所以行动不够敏捷；由于程序繁多，所以运转不灵；由于职责不清，领导不力，所以效率不高。”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三权分立”与“政行二分”中的“行政”概念辨析

从“三权分立”到“政治行政二分”中，都提及了“行政”一词，在日常学习研究中，人们会质疑隶属于两大思想下的这一概念是否包含了相同的含义，若相同，它们有什麽联系呢？若不同，两思想各自对于“行政”一词的内涵又是如何定义的呢？本文试图从这两大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内容封“行政”的概念作出新的辨析，剖析西方政治思想和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路径。     

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

美国以1787年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丢掉了革命时期追求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宗旨,公开以排斥和防范民众的民主权利为出发点,成为对付民众权利的工具。西方的政治学家也历来不敢恭维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是资产阶级民权或民主政体的典范。孙中山筹划共和国体制的时候批判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主张以五权宪法取而代之,证明三权分立制度在中国从来就行不通。近年现实中鼓吹三权分立制度的所谓宪政思潮,意在颠覆和瓦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政治思想水平已经倒退到18世纪以前去了。对西方三权分立政体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实际上是检验是否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界限的大是大非问题。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问题探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势必要有大量的对外国法律的移植和借鉴,其中法律移植的标准、整体性以及法律移植过程中风险的规避是至关重要的内容.我国在进行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应坚持需要标准、优选标准和国情标准,应从理论、立法与司法等方面予以系统的移植,同时还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移植的风险进行防范.     

制衡与三权分立是否是同一项原则辨析

制衡，已被我们公认为是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进行民主建设和维护社会安定十分有效的政治机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久以来把制衡与三权分立混为一谈，视二者为同一原则。这种理论认识极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实行制衡，不实行三权分立就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然而，笔者发现，西方学术界对制衡与三权分立关系的理论认识与国内学术界正好相反，国内学术界对这种长期存在的对立认识也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笔者认为，在当前深入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的形势下，澄清制衡与三权分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约机制实践的探索。     

中国农业亦应“走出去”

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农业,建立主要输往国内市场的海外农产品生产基地,是一项事关我国长期发展的大战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稳定的农产品供给来源。一方面,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产出能力,维持敏感农产品的适度自给率。另一方面,也应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农业,     

刍论三权分立的理论、实践与理论重构——从静态“权力”到动态政治行动

三权分立理论在18世纪形成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三权分立制度则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因此两者不能简单等同。事实上,制度的变迁引起了学者们对三权分立理论的猛烈批评。尽管如此,在21世纪,三权分立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是政治理论的重要成分。三权分立理论之重构需要抛弃其静态"权力"概念,并抛弃最小程度的政治参与、目标极为有限、小政府等过时前提,而重构为与特定价值承诺相结合的分析性的动态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这是由它的本质、共产党领导、政治制度、符合中国实际等关键因素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是一个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的命题。本文通过对中西民主四个主要方面的比较,在揭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言简意赅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定、生命力和优越性。     

“‘行政三分’走向三权分立”说是个理论的错误链接

有人认为“行政三分”等于承认权力制衡，因此也必然承认三权分立，由此及彼，顺理推行。这个说法概念不清，缺乏依据，是个理论的错误链接。     

论中国走改旗易帜邪路的危害性

中国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原因是多年来美国梦想中国走邪路成为其附庸国,邪路使苏联四分五裂,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荡、落后,实行西式民主的许多国家都历经战争的苦难,中国走邪路必将遭受他国的控制和剥削,危害极大。     

论民主与法制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民主应当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把民主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从性质上可分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 ,理论上有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西方民主理论之别 ,实质上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通常有专制的、三权分立的、议行合一的 (即民主集中制 )三种形式。“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具有既体现高度民主 ,又具有高效率 ,并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制度化、法律化的人民意志是最高意志。     

论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对于促进中国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建设文化大国、提升国家形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就,但是仍然面临着国际文化保护主义、地缘文化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和挑战。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树立理性的文化主体间性理念,也要根据既有文化资源和比较优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身份和国际文化交往格局,实行有重点、有差异的文化策略。这样,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同时,才能走得稳、走得快、走得远。     

论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研究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中国特色,阐释了一方面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出发,提出了民主的思想;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提出法制思想和法治观念。因此,邓小平理论中的民主法制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深厚的土壤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民主与法律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并在指引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社会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法律移植的优选性、超前性以及国外法与本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     

中国与西方的民主理论新解

人类历史上关于民主的思想与实践异常丰富。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民主在本质上也有差异,认为:西方民主政治是以契约理论为支撑的契约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以共同体为目的而形成的德性民主。通过比对这两种民主,凸显中国民主的优越性。     

论“中国梦”的政治内涵

"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有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基本权利。因此,"中国梦"的政治内涵从根本上说就涉及政治权力如何安排才能实现和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和改革亟须社会共识来看,如何保持政治权力的人民性,如何落实和平等保障人民的权益,既是继承历史未完成的任务,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中国梦"的政治内涵其核心是人民民主,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政治方面的根本支持。为此,还应从现代国家建构、现代政府创设和现代公民培育三方面丰富、完善"中国梦"的政治内涵。     

“法制奥运”的中国团队

我国法律服务团队与国外团队承担的奥运工作量,从当初的二八开一直做到了现在的八二开北京奥运会近在眼前,鲜为人知的是,我国奥运法律服务机构与国际大牌律     

历史与现实的链接:“一国两制”模式下的法制发展与协调探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方略调整,停止两个政权对立状态,由此形成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同抗日救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结果,也是国共合作历史经验的结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对抗战时期一国两种不同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但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国家法制演进和协调产生了重大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