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跨境烟霾问题及其治理合作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东盟国家大规模毁林开荒引发火灾,加之泥炭地干旱自燃,致使跨境烟霾逐渐成为区域内主要环境问题,并影响到东盟国家间关系和东盟的公信力。对此,东盟建立健全治理合作机制,敦促东盟国家在行政改革、财政支持、教育培训、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使跨境烟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促进了东盟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但受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东盟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其治理合作机制依旧不健全,存在缺乏改革动力、执行进程缓慢、合作效率低下和治理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彻底解决该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     

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以拉美国家为例

拉美国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中表现出相当高的活跃度。本文以中等国家理论为分析工具,考察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路径选择和现实困境。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具有共同的、内在的利益逻辑,即寻求发展利益,谋求在拉美地区的主导权,提升全球影响力,展示国家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拉美国家采取了改革与塑造全球治理机制相结合、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相促进、国际国内议题联动设置的模式。这些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美国家的发展利益需求,提升了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和挑战。首先是大国权力制约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和影响力;其次是拉美国家自我认同与实力之间的不匹配;再次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受国内政治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最后是不同拉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需求差异,相互之间的团结受到影响。     

印度大都市政府治理的实践困境与背景因素——以孟买为例

约翰、克特尔、戴尔和罗文等人指出,政府治理这一概念至少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谁?即提供公共服务过程的参与者是谁;(2)为什么?即公共行动的目标是什么;(3)怎样?即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什么;(4)是否?即它是否决定政府活动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结构的政治活动①.     

全球数据治理:挑战与应对

全球数据治理已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主权国家间在数据权属、数据跨境流动等数据治理议题上的主张相异,并竞相提出了各自的数据发展战略;二是个人、企业与主权国家间数据权益存在失衡,亟需有效机制进行协调。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推动全球数据治理体系走向有序、规范和协调,一方面,全球数据治理应当采取数据主权、数据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相统一的数据治理主张,鼓励各主权国家或区域组织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并构建全球数据治理规则;另一方面,为协调个人、企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数据利益,全球数据治理应当构建数据协调治理机制,具体包括"人格权先行"数据协调治理机制、"财产化市场交易"数据协调治理机制和"匿名化战略利用"数据协调治理机制。     

跨境恐怖主义的威胁评估及其治理——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为例

跨境恐怖主义是影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机制化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可以被借鉴地运用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跨境恐怖主义威胁评估中。通过考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跨境恐怖主义的活动强度,可以发现中缅边境的跨境恐怖主义风险相对较低,孟印边境的跨境恐怖主义风险很高,缅孟、印缅边境的跨境恐怖主义风险则处于中等状态。以双边合作为基础,尽快建立和完善多方参与的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成果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落地生根,将有助于本区域跨境恐怖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     

拉美能源一体化的发展困境:以电力一体化为例

拉丁美洲是全球较早推进区域能源一体化的地区,但目前进程却呈现高开低走、滞缓不前的特征。本文梳理了区域能源一体化的理论观点,回顾了拉美能源一体化的发展动力和三个具有明显区别的发展阶段,以电力一体化为例详述困境的表现和造成困境的具体原因。分析发现,造成困境的原因包括:地缘政治层面的现实矛盾和互信不足导致国家参与能源一体化的积极性不高;政府间主义合作模式赋予一体化较强的人治色彩,不能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参与;能源保护主义使各国不愿为一体化做出足够的体制机制调整;社会群体出于社会公平、环保、土著人权益等理由反对电力互联工程;拉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普遍面临融资困难、资金短缺的问题。笔者建议,目前推动拉美一体化的关键是培育复合型治理动力,吸引更多利益相关方、域内外政府和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到一体化进程中。     

拉美中产阶级政党的困境: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例

中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与其阶级基础和政治立场等因素有关。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崭露头角,但在近年来普遍面临发展困境。本文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案例探讨这种困境的成因,对该党内部派系斗争、社会基础等因素进行历史分析。作为持中右立场的中产阶级政党,墨西哥国家行动党长期面临两大制约。一是来自右翼势力的渗透,导致该党政治定位出现摇摆,从中间立场向右翼摆动,党内长期分裂,党政不和。二是狭隘的阶级基础所造成的地域局限性。国家行动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小企业发达的北部地区,难以成长为全国性大党和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这两种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行动党选举竞争力不强、执政能力低下,始终无法建立广泛而稳定的群众基础,陷入发展困境。结合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的类似情况,本文认为拉美国家中产阶级政党普遍面临相似的困境。能否突破这些结构性制约,是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发展面临的挑战。     

进路·困境·反思:疫情视角下中亚地区的国家治理——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也使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革与调整.在疫情冲击下,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多措并举,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和治理,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向国际力量求援、成立专门抗疫机构、实行交通管控及督促相关部门果断执法等.但国内政局长期不稳、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传统安全困难叠加等现实困境给吉疫情防...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困境与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策略优化

文章综合运用法学、公共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提出“数据产权—数据主权—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中国—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困境与战略选择。文章研究发现,数据治理主体和目标呈多元化趋势,引发了规制的双重困境：在法理上表现为数据产权和数据主权定位模糊所引发的数据确权争议,在治理上表现为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保护个人数据信息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等多目标之间的权衡。此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还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数字霸权主义的挑战。文章研究认为,中国—东盟应基于现有的理念共识、制度基础和战略互补优势,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治理战略合作框架,在共识、共赢、共存中寻求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新平衡。     

非洲参与海洋治理:领域、路径与困境

非洲重点关注以海上非传统安全为主的海洋安全治理和以海上运输和港口建设为主的海洋经济治理,其海洋安全治理包括参与大国组成的国际海上安全机制和构建区域安全机制,其海洋经济治理包括改善非洲港口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落后状况和推动海洋经济联通性。非洲的海洋安全治理存在海上力量薄弱问题,海洋经济治理存在治理碎片化和债务压力增大的困境,由此导致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处于治理体系的边缘。中国和非洲在中非合作论坛下的海洋治理合作稳步推进。中国帮助非洲进行海上力量建设和投资建港有助于增强非洲的海洋治理能力,也有益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非洲推进。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北极治理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探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北极争夺加剧,从而凸显北极治理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北极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国际法在北极适用的模糊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北极治理不但存在制度碎片化导致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也面临北极争端加剧的现实挑战。在此形势下,新的北极治理模式应当走协同治理的路径,即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制度间有效互动、发挥北极理事会的协同平台作用和培育共同体价值共识,来实现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共赢。     

南海共同开发困境: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视角

南海共同开发是一项典型的区域合作行为,成功的区域合作行为需要区域公共产品的充分而有效供给。这预示着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南海共同开发有着紧密联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深刻影响南海共同开发的进程。但当下的南海共同开发陷入困境,其产生机理是供给相对不足的南海区域公共产品不能为南海共同开发提供必要条件和基本动力,并提高南海共同开发的水平。优化南海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提高南海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制度化水平和充分发挥中国在南海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是中国破解南海共同开发困境的优先努力方向。     

国家治理模式与产业结构耦合研究——以俄罗斯为例

作为转型国家,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截然相反的变化。其决定性原因,一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是受制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历史证明,俄产业结构安排不但映照了其国家治理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即产业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耦合关系。只有将政治经济思潮理性地与国家现实约束条件动态结合,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与产业结构间高度正向耦合,从而保证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拉美国家治理的经验与困境:政治发展的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出现民主日益稳固、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相对稳定的新局面,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改善。拉美国家提高治理能力的具体做法和基本经验是转变治理理念,强调理性决策并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增强依法治国意识和推进制度健全与完善,提高法律制度的效率和执行力。拉美国家仍面临诸多治理难题,为实现有效治理,需要进一步化解体制和制度缺陷,推进决策的合理化与科学化,不断满足民众的新诉求,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以巴西应对寨卡病毒危机的措施为例

2015年5月,巴西出现寨卡病毒本土传播现象,其主要传播媒介是受到感染的埃及伊蚊。此后疫情迅速扩散至全国,成为一起严重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鉴于该事件对巴西民众、社会及国家形象的严重影响,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管理措施,如构筑全国管理行动网络进行统一协调和指挥,对疫情进行全面监控并动员全社会积极灭蚊,前后投放数万吨杀虫剂并采取各种高科技手段,在举办奥运会项目的城市采取特别行动保证游客及运动员免受寨卡病毒侵袭。此外,巴西政府大力支持寨卡病毒快速诊断技术及相关疫苗的研发,加强对寨卡病毒并发症小头症及其危害的研究,重点关注孕妇和育龄女性,积极救助新生儿小头症患者。巴西政府的积极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备受瞩目的里约奥运会如期成功举办,没有运动员和教练员感染寨卡病毒。但与此同时,巴西应对寨卡疫情的部分措施也引起一些非议,需要他国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