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乡村"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湘南农村的比较

村庄的社会性质对村庄的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在两湖平原和湘南农村,由于村庄社会关联、农民行动单位和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有所不同,乡村"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两湖平原农村,本土"混混"危害村庄内部秩序,外来"混混"也会在村民的引入下危害村庄秩序;而在湘南农村,本土"混混"一般不会危害本村,外来"混混"进入村庄也会受到村民的一致抵制。     

农村社会政策“维稳”作用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存在着以社会政策促农村稳定的"福利共识"。事实上,农村社会政策的"维稳"作用较为有限,因为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农民的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生存性抗争"和"进取性抗争",而且社会政策对"好中央坏地方"的政治心理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大局稳定,却难以抑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式抗争"。要维护农村稳定,必须警惕单纯依赖社会政策的倾向,推进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发展。     

浅析大众传媒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方式

作为拥有相对独立的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一支社会力量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媒体的特殊地位赋予了其参与政府决策包括外交决策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传播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公众参与外交政治生活的需要,媒体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获得国内外信息和资料的重要来源,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向度对政治和外交生活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并最终影响一国外交决策的进程。     

转型时期农村消极社会情绪探析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农村广大地区滋生了若干消极社会情绪,农民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对自己与各级党政机关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整个社会持某种悲观的看法和态度。这种社会情绪严重地阻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并且开始诱发农村社会的认同危机,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正确处理,通过宣传教育、依法治农、发展经济、革新制度等措施和对策,调控农村社会情绪,使之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政情

国务院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1月20日,农业部表示将会"保2013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速达到7.5%以上"。2月1日,国务院发文称"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认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的要求更为迫切,     

地域内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以山东Y市63起抢劫案例为例

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值得重视。目前青少年犯罪研究不注意区分农村青少年和城市青少年两个不同特征群体的犯罪特点,不重视一般性社会因素的地方性实践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多着重于一般性描述和分析而缺乏具体经验研究。本文划分了两种社会流动,并以地域内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为例,分析了该种社会流动中一般社会因素的地方性实践特征与农村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指出这种社会流动中的“断裂”环节是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强调了从实际断裂环节出发加强社会建设以预防该种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和促进其成长。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数字化贫困及其治理

精准扶贫极大地消除了传统贫困,正从解决单一的收入维度的贫困问题转向消解教育、健康等更多维度的贫困问题,扶贫方式更加注重"授人以渔"、智识提升、能力塑造的内生式扶贫。数字化贫困是人类步入数字化社会出现的新型贫困形式,是贫困人口跨越"数字鸿沟"、抓住"数字机遇"、分享"数字红利"、增强"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脱贫、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障碍。本文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出发,剖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和根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是农民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不足导致其对数字社会经济的参与不足。消除农村数字化贫困亟需以农民数字化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权利保障为核心,优化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构建全方位的数字教育体系,同时推进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农村经济的"数字红利"。     

环境问题与中日关系

环境问题演变为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环境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课题,则是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显著特色。中日两国同处东亚,一衣带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快,潜力巨大;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两国的环境政策均对世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是举世公认的环境大国。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在双边关系中如何处理环境问题,既对两国关系重大,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本文拟从中日环境关系入手,并将其纳入中日关系的总体框架下加以考察。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传统上届于一国内部的技术性问题,它是如何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外交课题的?大     

看待中日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几个视角

<正>中日关系近年发生的变化,可谓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四十多年来前所未有。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两国民众。中日双方许多人士都对这些变化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客观冷静地看待。中日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原因一、中日两国实力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中国近邻,其兴衰与中国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是从地缘文化来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中日关系是两国最重要的对外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影响并制约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全面发展，还影响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欧美社会流动性危机

在纵向社会流动上,具有高度价值吸引力的,除了"美国梦",就是"北欧模式"。"美国梦"正遭遇危机,"北欧模式"则受到人们热捧。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尖锐社会问题往往具有"国际性"。这既指一国之问题往往有国际层面的根由,亦指由此带来的一国问题的普遍化。社会流动性就属于这样的社会问题的范畴。美国仍然是一个可以参照的标杆。社会的高流动性,是所谓"美国梦"的核心,这一点从"五月花公约"开始就     

从抗震救灾看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国际形象是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综合，简言之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国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一国的“软实力”。国家形象奠定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被接受的程度和国家的信誉，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提升中国地位的需要。     

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通过以农民利益作为动员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虽然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却始终面临忽视甚至违背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危险。农村民主则是有效沟通党的利益代理和农民的利益考量之间断裂倾向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中韩摩擦,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韩高层互动频密,这与同样麻烦不断的中日关系有所不同。但一些结构性问题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将在矛盾中前行。1月9日,当韩国总统李明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其任内第六次访华之行时,中韩舆论普遍关注,两国关系会否随之"软着陆"。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8月的美韩黄海军演、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2011年底的中韩渔业冲突,已使两国民间情感几乎降     

风险社会中大学生网络舆论的研析与引导调适

风险社会中网络舆论是大学生参与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发表观点的途径,也易加剧大学生的焦虑,出现群体性情绪。本文从宏观社会环境、中观高校教育环境和大学生心理三个维度,对大学生囿于网络舆论和高校引导的困境进行了剖析。并基于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社会、家庭、高校和学生主体的全方位融合培养模式。通过合力育人,深化责任认同,提高抗风险能力,为培育具有亲社会性和勇于担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提供参考建议。     

规范农村“三资”管理促进基层廉政建设

"三资"管理问题由于存在集体财产流失,农村干群矛盾突出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的党风廉政建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参与集体"三资"管理的过程中,群众的民主意识加强;少数村集体财务混乱,随意开支,导致集体资产流失。这些突出问题成为农民和农村干部关注的热点和矛盾的焦点,因此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有利于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和完善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素...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