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价值观的再思考

"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覆盖于东亚,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这一地区人们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东亚价值观受到挑战,一直处于弱势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其结果造成东亚地区相对缺乏认同感和整体性,使得区域一体化进程缓慢.随着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文化作用的显现,重构东亚价值观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要使东亚价值观重现生命力,需要对其进行整合与扬弃,并提炼出与时俱进的新"东亚价值观".     

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

一、汉字文化圈与东亚汉字文化圈文化圈理论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1934年)和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1954年)。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     

“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

19世纪末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和参照的现代化进程的铺展和中国国家制度的疾速衰竭,使汉语在世界语言的中心地位也发生了颠覆式的位移,逐渐滑落到边缘地位,"汉字文化圈"也呈现出破裂的态势。21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实践及其重大转型,为汉语的复兴和精神重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下,将重新"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命题,这意味着以西方文化为轴心的单向度的世界文化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以汉语复兴为切入点,中国文化将成为解构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在重新"发现汉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吸收其他语言文化资源的同时,坚持汉语及其文化形态的输出立场,摒弃中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态,建构一种语言的"天下精神",从而使汉语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会述评

20 0 4年2月1 6—1 9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的“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来自全国2 0多个省市及日、韩等周边国家的1 5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着重就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变迁与复兴等问题展开精彩热烈的研讨。由于本次会议与会者甚众,各自研究的领域和专长不一,彼此的思考路径与方法也不尽一致,因此很难以一篇短文涵盖研讨会的所有精要,只能以述评形式摘其要者以纪之,是为纪要。“东亚文化圈”的概念与地域界定学者们在会议一开始就对本次会议的主题“东亚汉…     

在平等对待他者中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基础

建构东亚共同体遭遇意识形态的阻碍,其中一个深层命题是如何在认识和对待他者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基础。从历史文化的语境分析,东亚传统的"天下秩序"以及"汉字文化圈"提供了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基本范式,它们基于"主奴观念"之上,维系了东亚区域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推动东亚崛起的同时也带来文化认同的危机,表现之一是自我建构中的摇摆不定。同时,文化深处的"主奴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导致东亚难以形成较大的认同交集,这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的深层障碍。在平等对待他者中重构自我,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下扩大文化认同的交集,既是东亚各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理想模式的外在条件。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植和在地化——《越南科举制度研究》书评

正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唐时期以来,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古代东亚世界交流的加强,作为中国藩属国的朝鲜、越南和琉球也先后引进了科举制度,"作贡诸蕃别,登科几国同",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科举文化圈"1。相比于实践科举最久的韩国(共963年),越南对中国科举制度某些方面的汲取和模仿更为到位。越南正式施行科举始于1075年,至1919年废止之时,科举制度在越南行用     

汉字与汉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

汉字在其对外传播过程中对东亚特别是朝鲜、日本产生过重要影响。汉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东亚国家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日法律文化源流考略一一联络中日两国法律的三个文化圈

本文从中日两国法律文化的三个联结点，即儒家文化圈、中华法系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出发，考察了中日两国在法律文化上相互交流与借鉴的基本状况与沿革，表明了中ｓ两国在法律文化上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均属不争之事这一明确的观点。可以说，在古代，是以日本吸收中国法律为主，而在中日之间进行密切的法律文化的交流；而近代以来，则是以中国吸收日本法律文化（主要是经日本消化吸收了的欧洲法律文化）为主，而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着更为密切的法律文化的交流     

东亚人文共同体构建：必要性、影响因素与现实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剧变，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东亚区域合作与东西文明互鉴的必然选择。中日韩三国历史上深厚的文化交流传统、长期共享的儒学知识与儒家文化、由相似近现代历史促成的“东亚意识”、以“鲁迅文学”“东亚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传统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然而，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其在战后缺乏深刻反思以及“美国内在于东亚”这一事实，造成了诸多阻碍东亚人文共同体形成的质素。此外，在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均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在审慎处理“儒家文化—本土文化”“精英阶层—大众阶层”“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三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应聚焦于以下几点：官方文化对话与民间自发交流共进；重建文化领导力与尊重文化异质性并举；改革教学体系与运用文化遗产并重；以智识支持促进规范内化，寻求原创性知识产品。     

文化安全视阈中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

中国文化安全中的重要要素是汉字安全。汉字安全是指:汉字系统这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处于没有危险的,即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国家文化中不失去其主导地位;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不给人民带来不便和害处;中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目前,汉字在中国媒体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应用方面存有潜在危机,人们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识存有误区,不重视汉字应用的合理性、纯洁性和规范性,出现了汉字系统的混乱和疾患,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害处,汉字安全的危机由此萌生。中国大众传媒过度使用英文字母缩略词对汉字安全构成外源性的冲击。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汉字字形不统一、中国人书写汉字能力下降以及不雅汉字的滥用,形成对汉字安全的内源性冲击。正视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积极应对,维护祖国汉字体系的安全、完整和稳定,对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华裔泰文女作家牡丹小说中的华人女性形象

华裔泰文女作家牡丹是一位文学成就显著、创作风格鲜明独特的当代作家。她用中泰文化的双重视角,塑造了一大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色而又深深融入泰国社会的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深刻地揭示出了泰国华人移民的阵痛与新生。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古代圆形方孔钱在东南亚的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地之间的一条远洋贸易航线，它是古代中国联系东南亚、南亚等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之一，古代中国运用这条贸易航线发展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     

越南汉字兴衰史述略

汉字在越南的兴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越南历史发展进程和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若干历史阶段。"千年郡县时期"1,越族接受汉文化和汉字;封建自主时期,越族主动接受它们,并充分吸收和本土化,形成颇具特色的越南文化和字喃;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后,通过法令废除汉字,转而推广使用拉丁国语字。20世纪40年代"八月革命"后,越南正式通过法令确立拉丁国语字作为全国通用书写文字。     

中日奢侈消费的心理文化差异

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通过对中日两国奢侈品消费的心理文化特征差异性研究,解读影响中日两国奢侈品消费行为的心理文化因素,为中国奢侈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可借鉴价值的内容,那就是必须扭转对奢侈品的过度追求及畸形消费。只有将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引导为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时,才会在意识上真正关注消费行为的积极性。这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问题。     

唤醒沉睡的马中关系（1970—1974年）：马中建交前马来西亚华人在社会与文化互动中的角色

本文借助多种资料与文献,分析了1970年到1974年间以李引桐和曾永森为代表的几位马来西亚华人以及一些马来西亚华人团体和个人的活动,试图探讨马来西亚华人怎样通过社会文化互动来促成马中建交。因此可见民间渠道或跨国社会文化互动与官方渠道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和文化互动不仅唤醒了沉睡已久的马中关系,最后还迎来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双赢局面。     

中、日、俄3国文化近代转型比较

近代的中、日、俄 3国文化 ,代表了东北亚国家文化现代化的 3种类型 ,也代表了东北亚国家现代化的 3种类型。日本文化的近代转型是 3国中比较全面、比较彻底的。同日本相比 ,俄罗斯的近代文化转型受俄国旧传统的制约只是半转型 ,而中国的文化转型虽然与俄罗斯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却比俄罗斯的上层文化转型更为狭窄。这正是 2 0世纪前半期在文化上 ,中国先学日本、后学俄国的原因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文化忧患意识

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简称马华作家)在族群政治浓烈的氛围中所衍生出来的忧患意识。马华作家对文化传承及身份认同问题一向极为敏感,大部分的马华作家都摆不开政治议题的纠缠。在敏感的政治论辩及维护中华文化的浪声中,马华作家如何调适内心中的不安,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危机作出什么反应?如何面对马来霸权文化?     

尼赫鲁眼中的中国文化——“20世纪印度名家与中国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尼赫鲁曾经在他的代表作<印度的发现>中对中国文化作过多方面的专门论述,他对中国文化有一种亲切之感.他还探讨了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尼赫鲁晚年对中国文化的疏远来自于印度现实政治发展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制约.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俄罗斯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文化特征

苏联解体后复兴的欧亚主义具有文化特征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俄罗斯外交具有重大影响。俄罗斯欧亚主义是俄罗斯自身文化因素的产物，研究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欧亚主义，可以更好地审视当今俄罗斯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