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刑罚改革思潮,对我国的刑事法治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国理性的刑事政策的改革方向。本文从非犯罪化的基本理念入手,论证了非犯罪化思潮与刑罚轻缓化及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指出非犯罪化应当是当下我国司法界的努力方向。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赌博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模式分析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特别是刑事立法政策确定刑罚干预范围大小、划定犯罪圈过程的一体两面。只不过两者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刑事政策方向:犯罪化代表扩张刑法干预范围的扩张主义刑事政策方向,非犯罪化代表收缩刑法干预范围的缩减主义刑事政策方向。     

论刑罚轻缓化的实现机制

宽严相济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刑罚轻缓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世界各国刑罚整体轻缓的今天，削减死刑罪名，优化刑罚结构，对无被害人犯罪作非罪化处理是刑罚轻缓在立法层面实现的关键；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完善非监禁化措施，开展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则是刑罚轻缓在司法层面实现的重要内容。     

税收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为更有效地预防与控制税收犯罪,税收犯罪刑事政策的重要作用应为人们重视起来。在税收犯 罪立法的应对上,刑事政策的主流呈现出税收犯罪法网不断扩张的趋势,即犯罪化、刑罚趋重化; 税收犯罪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比在刑事立法领域作为的空间更为广阔。对税收犯罪刑事政 策的静态体系和动态体系进行科学地探索,将更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税收犯罪。     

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律公约的订立和各国刑事立法过程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一直是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基本问题。腐败行为犯罪化的意义还在于，随着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廉政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廉洁和不廉政行为范围更加扩大，那些原来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规制的对象，随着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犯罪化的立法要求和呼声的高涨，这些行为便有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轻刑化是指对于犯罪的处罚倾向于用较轻的刑罚取代较重刑罚处罚的刑：事政策措施，它表现为用较轻的刑种（如监禁或有期徒刑）取代较重的刑种（如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在同一刑种中用较轻的处罚（如3年以下轻的刑期）取代较重的处罚（如10年以上重的刑期），甚至包括本应用剥夺自由的刑罚取而代之用剥夺财产刑（如没收财产或罚金）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措施惩治腐败犯罪。在国际上，轻刑化作为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趋势，正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犯罪化和轻刑化是两种的对立的刑事政策，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腐败犯罪行为的犯罪化与对该行为在处罚上的轻刑化并不矛盾，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刑事政策中的“放小”:借鉴与结论

在法治化的进程中,刑事法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在刑事法治中,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左右着刑事法治的走向。刑罚有其限度和局限,刑罚的使用应该是谨慎的、谦抑的,有边界的,尤其是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偶发犯等更是如此。世界各国关于刑事政策的选择能给同样面临犯罪压力的我们以启示。基于对刑罚的限度与局限的认识,刑事政策上,在“抓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放小”,即对于不需矫治或矫治有可能的犯罪/犯罪人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非机构化的“放小”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走私犯罪侦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前刑事司法的基本指导政策,旨在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出发,运用刑事法律体系,并考虑社会综合效果,达到刑罚适用的总体衡平。在走私犯罪侦查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在立案时进行合理分流,以非犯罪化处理临界案件;侦查时延伸至犯罪前后相关情节,作为量刑的重要证据,并注重保障嫌疑人的权利;终结时着重考虑有利于嫌疑人的情节,确认自首与立功,衔接检察机关公诉。     

论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

科学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是有效应对当前经济犯罪高发态势的关键,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厉而不严"的特点,过于依赖刑罚的作用。对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应坚持广义的刑事政策观,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社会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在立法上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并重并注重刑罚的轻缓化,在司法上抓大放小。     

我国非刑事化处置的路径选择与模式构建

非刑事化处置是一个广泛的系统,凡是能够实现刑罚目的,不予定罪、不予处罚或不予实际监禁的一切实体或程序措施都可纳入非刑事化的范畴。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较为严格。立法中存在重犯罪,轻刑罚的倾向,司法理念上重实体、轻程序,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国非刑事化处置的路径和构建重心在刑法中应当是刑罚的设置和具体运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应当强化和细化程序法的制约功能,增强对刑罚的限制功能。     

论“放小”的刑事政策

刑罚并非万能，而是有其局限和天然的流弊。刑罚的目的、功能以及成本决定了刑罚的使用应是谨慎的、谦抑的，有边界的，尤其是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偶发犯等更是如此。基于对刑罚的限度与局限的认识，刑事政策上，在“抓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放小”，即对于不需台或矫治有可能的犯罪／犯罪人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非机构化的“放小”的刑事政策。     

论行政犯的处罚原则及其实践

随着刑事立法的演进，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行政犯成为我国刑事治理的主要对象。在二元制裁结构不变的框架下，围绕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的本质，应当按照刑事追诉宽严相济、行政处罚从严追究原则，在立法层面妥善处理犯罪化与去犯罪化的关系，优先完善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同时，尽可能在规范层面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按照比例原则合理配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量。在司法层面应当摒弃必罚主义，确立治理导向的司法观，坚持实质犯罪论，对行政犯充分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体系中更多综合运用刑罚手段和非刑罚手段处理犯罪，尤其要破解好二元制裁结构下程序出罪后的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理措施衔接难题，实现更好犯罪治理。     

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

本文论证了非刑罚化运动发端的刑事观念基础 ,分析了非刑罚化运动的方式和途径 ,主张我国应当实行“轻轻重重 ,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 ,在以严刑惩治重大犯罪的同时 ,适时地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非犯罪化的途径及我国的选择

非犯罪化是现代刑事政策发展的主题方向之一,它代表着刑法人道、刑法谦抑的当代价值追求。实现非犯罪化有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上的途径。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我国在实践非犯罪化的政策上应以司法途径为主。     

"非刑罚化"与"刑罚化"--论刑罚的退守与进攻

在刑罚谦抑思想、犯罪学的新发展以及现实的需要下,我国的刑罚要顺应"非刑罚化"的趋势,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广泛适用非刑罚的犯罪制裁方式,以及建立保安处分制度等,必须退守.同时,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的"犯罪化"趋势以及刑罚和非刑罚措施本身的不合理性又决定着刑罚必须进攻,即"刑罚化".把单位犯罪和劳动教养制度的"刑罚化"改革作为契机以实现刑法的科学与完善.在"非刑罚化"和"刑罚化"两个大趋势的辨证作用下我国的刑法才能更加成熟与完善.     

犯罪化基准论纲

犯罪化包括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刑事司法上的犯罪化。立法上的犯罪化是解决前实定法上的实质犯罪的犯罪化问题,司法上的犯罪化是实现实定法上的形式犯罪的犯罪化问题。立法上的犯罪化基准其根据是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原则是刑法的谦抑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司法上的犯罪化基准其根据是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其原则是刑法的谦抑原则和合法性原则。     

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及其效果

1979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忽视或遗忘了刑法的特征与内在价值,高估了刑法影响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刑法一直保持着在功能化方向上的惯性,刑罚结构和刑罚适用面临着重刑主义的突出问题。我国的犯罪控制存在着惩罚主义的结构特征,然而惩罚主义的意愿和努力,并没能有效遏制犯罪规模和犯罪的总体严重程度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刑事政策和刑罚体系的主导思想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前,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赌博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三论

我国刑法中的赌博罪在立法上存在诸多问题。但此类问题皆以赌博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为大前提。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基本理念上,我国刑法应选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同时兼顾犯罪化的立场;在赌博罪的犯罪化之问题上,我国刑法应坚持犯罪化的选择;在普通赌博罪之犯罪化的问题上,我国刑法应坚持非犯罪化的立场,不宜增设普通赌博罪。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安乐死出罪机制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合法化与非犯罪化之间是有界限的 ,非犯罪化包括法律上的非犯罪化与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对安乐死予以法律上的非犯罪化的条件 ,对我国安乐死行为应予以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 ,对安乐死进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的适用条件应严加限制。     

非监禁化：国外的实践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基本刑事政策方面达成三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定罪政策上的非犯罪化、量刑政策上的非刑罚化和行刑政策上的非监禁化。抑制和否定监禁刑，提倡非监禁化，成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西方国家非监禁化运动大体是循着审前的非监禁化、量刑的非监禁化和行刑的非监禁化三条路径进行的。尽管在当下中国的监狱行刑制度和行刑模式中，刑罚非监禁化远未具备起码的条件准备，但考虑到非监禁化是我国刑罚未来发展中将会实际遇到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及早地开展这方面的思辨的和实证的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