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研究及借鉴——从立法模式及具体问题出发

植物新品种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形式,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各国都在探讨更为行之有效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方式.本文将从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模式出发,分析其主要内容及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模式的借鉴,并进一步探讨各国相关立法对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具体问题及其启示.     

植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

所谓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现代社会,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的迫切要求,促使植物新品种不断出现,而培育新的植物品种需要大量资金、技术投入和相当长的周期。有资料统计,一个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一般需要 3－ 5年,每年需花费 3－ 5万元;一个林木新品种最快需要 15－ 20年,最少需要花费 15－ 20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在培育新品种过程中的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由于育种者自己无法防止他人无偿繁育自己培育的新品种,也不能制止那…     

转基因技术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进步,令我国的植物品种保护体系面临着转基因技术的挑战。本文在研究欧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的前提下,分析其对转基因作物保护所采取的对策,并针对我国现有的植物品种保护体系提出相关建议。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比较UPOV公约和专利制度着手,系统阐述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的发展历程,对其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进行探讨,同时结合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与对策措施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为了积极应对加入WTO之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效构筑国家种质资源保护壁垒、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并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简称<条例>),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开始为保障农业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较完善的以《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专利法》两套体系和保护模式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框架。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立法位阶低、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高层次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拓宽专利保护客体,从而更好的保护育种人的合法权益。     

植物品种与知识产权保护

１９９７年４月３０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植物新品种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法规,它对于保障植物新品种发明者的利益,促进生物育种以及农业科技的发展进步与成果转化将产生重大影响。１９９９年３月,我国向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递交国书了中国加入该公约(１９７８年文本〉的加入书,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第３９个成员国。今后,我国在依照公约规定为成员国的植物新品种提供国际保护的同时,将与成员国之间在优良品种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以及新产品贸易方面加…     

植物新品种权法律保护：比较与启示

品种权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需要通过完备的法律予以保护。通过比较TRIPs协定、UPOV条约、欧美、日本等法律,结合实践需要,提出了修订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思路,为实践中解决品种权侵权纠纷提供理论依据。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有关育种者权利保护规定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比较分析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和 1991年文本关于育种者权利保护规定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 ,根据我国实际 ,对我国育种者权利保护提出了适当扩大保护范围和提高保护层次等建议 ,主要包括 :第一 ,将受保护的繁殖材料扩大到收获材料 ,同时强化“农民特权”的保护 ;第二 ,将生产权扩大到非商业目的的生产 ;第三 ,将品种权保护品种延伸到“依赖性派生品种” ;第四 ,与受保护的繁殖材料的商业活动应当扩大 ;第五 ,将品种权保护期限适当调整 ;第六 ,增加品种权用尽的内容。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完善

本文指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仍然存在立法位阶低、执法水平不高、与国际公约规定的保护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完善新品种保护制度已是刻不容缓。     

土地经营权登记规则研究

我国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上所规定的土地经营权,依其权源,可以分为两类:派生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经营权和派生于土地所有权的土地经营权.其中,第二类土地经营权的登记可以参照适用第一类土地经营权的登记规则.土地经营权不宜依其流转期限的长短或者是否登记而作不同定性,不管土地经营权是物权还是债权,均不影响登记规则的适用.仅有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才具有登记能力,登记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办理土地经营权登记,属于土地经营权首次登记,而非土地经营权转移登记.只有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互换、入股、赠与、继承等导致土地经营权发生转移的,才须办理土地经营权转移登记.承包方据以融资担保的财产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上所设立的担保物权属于抵押权;土地经营权上所设立的担保物权在体系定位上也属于抵押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土地经营权已经办理首次登记的情形之下,登记机构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相应部分记载抵押权即可.     

日本家事法院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家事案件与普通财产案件性质不同,〔1〕应适用与之相对应的特别程序,这点已成为各国的通例,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也开始了关于家事诉讼程序的研究。但在家事案件的管辖法院问题上,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芬兰、瑞士、土耳其、匈牙利、荷兰、挪威、乌拉圭     

修订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之我见

由于原产地规则中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决定着倾销的确定,因此其在协调计划中以税目改变标准为主不能反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而采取增值百分比标准为主要的实质改变标准不仅符合商品生产全球化的现状,而且有利于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及我国遭受的反倾销压力。     

中美专利新颖性差异及对企业专利管理的启示

在介绍中美两国专利法有关新颖性条款的基础上,对比了中关在专利新颖性方面的差异及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问题,并从企业专利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建议.     

古代祭祀礼仪的法律规制与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祭礼,历史悠久,内容宏富,颇具特色。其程序之复杂,仪节之细致,规矩之严格,场面之宏大,也堪称一绝。它位居“五礼”之首,是古代礼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秉承“神道设教”的宗旨,蕴含“天人合一”的观念,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世俗化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之实践观察与反思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首次规定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规则,该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界关于能否适用推定认定亲子关系的争论,将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事实推定上升为法律推定.然而,观察三年来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适用状况,发现裁判者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原告范围等问题理解不同,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频现.对此,既要在理论层面使裁判者明确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逻辑结构和法律效果,正确处理推定与亲子鉴定在亲子关系认定问题上的适用关系并合理配置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又要在民事立法层面建构完善的亲子关系推定及强制认领制度,保障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有效实施.     

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为追求特定的目的,跨国公司常常通过子公司和分公司等方式实现不同法域间的跨境迁移。跨国公司跨境迁移不仅可能导致公司自身国籍和属人法的改变,还可能对一国经济和法律秩序构成挑战。因此,我国应当对现行冲突法规则所采用的标准加以明确,同时也应当对可能适用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实体性规则加以改进,从而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维护我国正常的经济法律秩序。     

传闻证据规则变革评述——兼谈对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启示与借鉴

传闻证据规则作为英美证据法上最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已面临着规则体系过于庞杂,规则适用趋于僵化的困境.为此.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主要英美法系国家均对传闻规则进行了法其化和简化,不仅如此,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在各个国家发生了明显分化.英国的传闻规则日益宽松,其基本原则由排除变成采纳.而美国则限制了法官对传闻证据可采性的自由裁量权,从自由化向着严格排除规则回归.澳大利亚的传闻规则体现出一定的折衷性.传闻证据规则在荚美法系国家的变革以及变革反映出的不同价值理念启示我们,应当以现代规则为蓝本,确立简明、易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传闻证据规则,并以渐进式为思路,逐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及其配套制度.     

国外科学基金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科学基金制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科技管理制度,它在资助科学研究、发现和培养科学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际上看,科学基金制均是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之上,发达国家的科学基金制经过上百年的探索与实践,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本文就国外科学基金立法的主要特点及其对我国科学基金立法的启示谈点管蠡之见。     

职务犯罪原因论及其启示

关于职务犯罪原因,国外思想家提出了权力作恶与分权制衡学说、自由主义理论、寻租理论、性恶论等不同主张,而国内学者却提出了经济根源说、体制根源说、思想根源说等不同观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方学者有关职务犯罪预防理论在深刻性上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而我国学者在论述这一理论时的系统性更加突出。因此,如果将两者的长处加以吸收也许可以探寻出一条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道路。其实,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行为人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原因。要预防职务犯罪,除了加强公务员思想道德教育,使其不想犯罪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规制政府行为,以减少公务员心理失衡的诱惑源和可能犯罪的机会,使其不能和不敢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