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及其借鉴

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来源于主要西方国家和欧洲人权法院对诱惑侦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其基本精神是既不绝对地禁止诱惑侦查,但又不是无限制地滥用诱惑侦查,而是对诱惑侦查的适用采取严格限制的"有限适用";对于其限制条件,本文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在借鉴方面,本文针对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的研究现状,结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重点研究和论述了侦查权的法律根据和理论基础、诱惑侦查的概念、性质、合法条件以及在诱惑侦查的场合中侦查人员和被告人的责任等重大理论问题.     

从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看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在我国刑事犯罪高发的背景下,侦查法治的推进必须顾及现有的侦查能力水平,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为进一步拉动我国侦查能力提升,还应维持侦查法治水平适度超前.当前,根据我国侦查能力的现状,应参照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研究

在全球化趋势和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侦查程序在程序保障与司法效率、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追求真实与司法成本等方面都暴露出诸多问题,重新审视和改革势在必行。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未来的侦查改革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改革侦查程序,推进侦查法治化,加强侦查能力建设。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侦查程序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既包括合理约束侦查权,又必须有效保障人权。     

我国侦查程序分流的制度化构建

侦查程序分流顺应了近代刑罚观的转变,有利于缓解沉重的司法压力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其在两大法系国家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至今仍未在侦查阶段确立分流制度,而其在我国确立是必然的和可行的。因此,应该在借鉴相关国家的做法的基础上,从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的完善等方面构建我国的侦查程序分流制度。     

论审查逮捕制度诉讼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同时,提出"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审查逮捕制度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审查。从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立足我国现实,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诉讼化改造提出思考和完善路径。     

我国侦查事中监督的三重维度及改善路径

侦查权的合法、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侦查的事中监督可以将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具体不当侦查行为遏止于萌芽,使其可能酿成的危害后果不至于在此后的诉讼阶段产生消极影响。我国侦查事中监督划分为司法监督、权利监督和预审监督三个维度,由于既存制度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因素的掣肘,侦查事中监督尚难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而陆续曝光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呼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侦查监督体系。     

论庭审方式改革与现行侦查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刑诉法修改之后 ,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的变革 ,这种变革与旧有侦查模式在价值理念和司法操作上有许多冲突 ,如何协调二者的冲突 ,促进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仍是一个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论庭审方式改革与现行侦查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刑诉法修改之后 ,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的变革 ,这种变革与旧有侦查模式在价值理念和司法操作上有许多冲突 ,如何协调二者的冲突 ,促进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仍是一个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侦查权运行现状及其评论

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功效显著,但在追求控制犯罪这一侦查目标时却忽视了保障人权。我国的侦查权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现行的侦查权体制在司法实践中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侦查权体制资源的重新配置,加强司法权和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及监督,消除法外侦查现象,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