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书写的纠结与突围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是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的纠结之处,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1949年便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在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称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这大都未能完美地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使之真正地呈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真面貌.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史模型,强化了独立的"学科意识",特别指出了台港澳文学是"现代中国在不同制度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区域性文学"[1](p82).这就为文学史在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时,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为凸显现代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突围的路径.     

应还原正面战场文学的历史面貌

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筹备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受命联系抗战文学方面的学者.抗战八年,若上溯到"九一八"事变,在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30余年中,抗战文学近乎"半壁江山".然而,在查找信息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关于抗战文学的叙述与评价,较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应有的历史地位仍有不小的距离.目前拥有五千之众的现代文学队伍,抗战文学研究者为数不多;在260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抗战文学史著作不足十分之一;大学本科、硕十、博士论文选题中,抗战文学也算不上热门.于是,我想在自己的发言中分析这个问题,也对研究偏少的情况提出批评.但是,在准备发言稿时,我文思滞涩,难以成文,我忽然感到汗颜.     

“重写文学史”与“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编者按]"现代中国文学"是朱德发教授10余年前提出的一个学科命名,经过长期的研究和积淀,目前,由他主持的山东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标志项目"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已进入收尾阶段.结合"通鉴"的设计构想,几位学者联系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从不同的视角对有关理论问题作了阐发论证,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深化.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作为方法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继"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重要的现代文学史概念之后,"现代中国文学"文学史新概念得以确立,并将之落实到《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的书写实践中。事实上,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重写"的终结,而是"重写文学史"实践本身逐渐丧失了原初的价值立场,以追求文学史的解放为开端,却以再生产出新的束缚而"告终"。作为对"重写文学史"趋于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反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既返回又超越启蒙范式的文学史叙事,试图重构一个以"人的文学"为基础的新启蒙史观。因为在当代中国,事关理性、民主、科学的现代性启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打通”和“分界”: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

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打通",是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深化调整的某种必然.若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文学纳入共同的参照视野,不难发现,1945-1949年的中国文学是更多地贯通着1950年代文学形态的,而在传统的研究中,这种内在的贯通性恰恰被阻断,由此可以引起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打通"和"分界"的重新思考.笔者认为,可以把距今30年以上的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史",着重从文学史观的调整、深化来建构;把近30年的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批评内容,着重从文学批评观的调整深化对当下文学历史完成"同代人"的留摄、考察.相信这样一种分界经得起时间推移,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五种范式与网络媒体时代的文学革命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文学范式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自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告别古典之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分别从文体语言和内容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范式;而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现实和文学史的反思则促使文学克服异化回归本位,完成了文学本体的建构,此三次范式变革力量的合力,才历史地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时至今日,网络媒体时代的文学革命,既导致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关系、地位的变化,也导致文学传播模式的变化,从而使文学走出贵族精英主导的历史,步入了真正的平民化时代.     

国内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跨学科性述评

＂文学研究＂现已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中的一门学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只具有学科性——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并不仅仅一味＂内在＂地寻求知识依据以建立学科自主性。跨学科寻求阐释方法亦是其一大特性。事实上,无论是学科性,还是跨学科性,它们都为文学研究也即文学的阐释提供了各自的可能性。因此,探讨文学研究的学科性就不能回避其跨学科性。近十年来,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跨     

中共党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教学探讨

当前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表现出一种二者相互孤立、彼此缺乏有机联系的倾向。加强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的教学，是20世纪90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形象化总结的需要，是中共党史课程教学在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创新的需要，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有待彼此渗透、相互作用的需要；对拓宽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视野，端正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应尽快落实对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教学依据和教学体系的研究工作。     

简论南北朝文学史著述分期实践

中国古代存留大量的文学史著述,虽然形态各异,也有异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体系,却足以证明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学史”传统以及丰富的学术资源.南北朝时期尤其可视作这一资源的一个范本.从檀道鸾、钟嵘、沈约、萧子显、魏收、姚察等人带有文学史性质的著述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对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总体而言,南北朝文学史家有关文学史著述的分期意识及其方法虽不免朴素粗略,但已经涉及到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审视,其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合理性,对当今文学史学的构建和完善依然具有较好的示范参照意义.     

“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提出的“民国文学”设想,是近年来学术的一大动向,也引发了一些质疑.这恰恰是中国学术迈向成熟的一种正常现象,所以,很有必要以这些争论和质疑为契机,对因“民国文学”产生的种种分歧和疑问作出认真分析和回应,以将讨论的问题引向深入.所追问的问题有三:提出“民国文学”而不是继续简单沿用“现代文学”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民国”何谓?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所谓“民国文学”究竟可以推进文学研究的什么,即“民国文学”何为?最后,对于正在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而言,这样的研究方式究竟来自哪里?     

中国当代社会通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评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在通史研究领域还是专题史研究领域都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近来,李文主编的社会史"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一书,既体现出研究者扎实的社会史研究基础,又对社会史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作出了阐释,凸显出著者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旨趣。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现代性”话语批判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虽然"现代性"的过度阐释造成它的钝化与泛化,但它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础,因而亟需对造成这一概念混乱与歧义丛生的逻辑前提及其思维方式加以清理与厘定。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思路:一是立足于中国现代(性)文学发展实际的探索;一是来自于西方后现代(现代)性理论的启迪与应用。事实上,现代性文学首先根源于一种历史现代性——现代文明的创造,因而具有普适性的人类价值,也具有萌芽、生长、发展、衰亡的过程;当它扩展和弥散到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后,又形成更加丰富多样的具体的特殊的现代性,同时由于"现代性"本身便孕育了自身否定自身的内在张力,因而又是一种充满内在矛盾与张力的悖论性结构。历史与辩证的态度是我们探讨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径和结构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从"古代传统"中脱颖而出,从萌芽到形成标示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汇时代、世纪之交的新旧"过渡时代"、"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成长的"轴心时代"。其演变结果,是构建了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的"结构图"。现代民族国家诉求与人的解放诉求是这一谱系的"精神本源",由此展开而形成了"思想-文化传统"与"艺术-美学传统"两大系统。前者包括启蒙-教化传统、个性解放传统、大众化传统、继承-借鉴传统;后者主要是现实主义传统、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传统。研究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径及其理论的有机构成,意在从根本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精神运动轨迹"与"精神结构图"。     

“民国空间”与“人的文学”——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中心

以“民国”视角重新结构中国现代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在文学史研究中加入了“空间”的维度.“民国空间”与既往研究中出现的“文化社会学”及“外部研究”相比,区别在于打破了“历史决定论”思维并改变了对“文学”的理解.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例,近代语言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要突破语言表达的困境,而促进新文学繁荣的因素不仅仅在于使用了“白话文”或“现代汉语”,而是“活文字”观念的兴起解放了作家的语言压力.通过“民国空间”,“人的文学”可以切实落实到文学史研究当中.     

"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略论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程光炜的文学史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出现了转向,很好地影响和促进了由80年代的研究范式向新的研究方式的跨越。他的文学史研究或许只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剪影,却反映了这一文艺思潮的成就、特征及有关问题。     

反抗理念桎梏,回归文学本源——论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与金庸小说阐释的有效性

金庸小说从挑战文学研究的固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到最终被接纳并跨入经典行列,这一学术案例既体现了近30余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变革和演进,也让我们感到依然面临深层次的问题和症结。金庸小说的经典性和独创性既不在于名列"最受欢迎的作品",也不在于它将通俗武侠小说提高到与严肃文学比肩的地位,而是在于它扩展了文学的理想疆界,在于它立足现代社会的精神视野,以江湖武侠的表象世界重新绽放出久已失落的中国文人的气度,以文学的方式延续了现代中国精神世界与古典中国精神世界中一脉相承的文化元气,并由此标示出现代中国精神世界与古典中国精神世界一以贯通的内在连续性。只有回归文学的本源和中国文学的共存秩序,才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创新的根本支点,才能栖居于文学艺术的天然、澄明的真理之境。     

从理性中心到语言中心——从南帆《文学的维度》看一种现代理论批评在中国的建立

本世纪4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批评了那些“试图将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隔离开来”的人，①他们强调“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缺乏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②这种关于文学研究的观念统治了中外学术界相当长一段时期。而且，当60年代有人提出了文学史取代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并存文学史的设想，企图打破文学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时，韦勒克仍坚持他的观点：“这三种学科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各不相同的。”③强调的还是三者在文学研究总体布局中…     

抗战文学概念正在文学史中悄悄延展

很显然,抗战文学是重庆一地文学研究的优势课题,所以这里会有与此相配的研究中心,会有专门的刊物,今天也才会借沙坪坝、北碚这样的抗战纪念地来开这个会."抗战文学"研究史,是与它的研究对象相伴发生的.同时期的评论文字不必说,连综合型的断代文学史在抗战结束不久也即产生了.1947年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出版(2010年9月有台湾的繁体字本面世),八万字虽仅仅描述了一个文学时段的轮廓,却铺下了半世纪以来抗战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石.后来的"抗战文艺"概念,从这样的一些研究中延续下来,包括1937年前的东北沦亡文学、流亡文学,淞沪战争的文学,"战争及与战争相关的文学"自然一直都在专门家的视野之内.而我们今日所面临的,是中青年一代的学者郁不具备抗战经历,甚至已没有了一切战争的亲历,他们已经主要是依靠历史的资料来辨别历史的真面目.一方面,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化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有待于对它们的认识的加深、加宽：另一方面,最早的"抗战文艺"概念自身在经过长时期的检验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提醒着我们注意新的研究态势.     

桥式结构及其叙事节点的“断裂”——以现代性为基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需要反思和梳理,文学史观需要调整和整合.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现代性是贯穿其中的叙事主脉.以现代性为基点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不难发现,文学史叙事呈桥式结构,叙事节点之间存在“断裂”,也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新景观以及相互之间的“断裂”与“断裂”中的关联.现代性理念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饱食文学”的困惑

无论是从"四千年上传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四十年小传统"的角度看，"当代文学"都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大转化"，带有对前者的醒目的否定性。无论是作品的意识取向，还是作品的表层景观，都带有一种近乎脱胎换骨的"新意"。对于这种转化，如何下一个像样的定义，很多人都做了尝试，粗略统计一下，这定义就有：一、从农村文学转化为都市文学；二、从农业文学转化为商业文学；三、从政治文学转化为生活文学；四、从劳动者文学转化为消费者文学；五、从思考文学转化为消遣文学；六、从社会文学转化为人生文学；七、从群体文学转化为自我文学；八、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