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的“媒介参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媒介的参与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应是"主动性"的。所谓"媒介的自觉",指的是把媒介参与的"主动性"有的放矢为深入挖掘、真实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内涵及生成、发展的规律性,并使其转化为大众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形成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创新、认同的社会信息环境。保存"原真性",发现"规律性",应是媒介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本质表达,也是媒介参与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深刻体现。     

浅谈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例的分析

近年来博物馆在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开展了大量的、富有成果的探索性实践,形成一系列的理念、原则和方式方法.本文以南京民俗博物馆为例,分别从展示内容、陈列方式、活态保护和"媒介"作用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媒介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媒介关系研究

本文对技术与媒介的关系,媒介对社会文化信息的规定、约束,媒介发展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等进行研究。认为没有技术元素就没有人类传播史的变迁;没有技术支持媒介就不能发展。技术与媒介的共融、同构,创新、建构了社会文化景观;数字互联网技术带来媒介大融合实现,最终促成了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新变。     

现代传媒对民俗传承的影响

传播是民俗的重要运动方式、特征和存在方式,没有传播,民俗的生命力会大大减弱。在媒介化社会中民俗传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传媒本身也造就了新民俗。现代传媒自身的局限性及媒介商业化等趋势也给民俗传承带来了负面影响。民俗与传播的沟通是减少民俗传承负面影响的途径之一。     

浅谈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例的分析

近年来博物馆在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开展了大量的、富有成果的探索性实践,形成一系列的理念、原则和方式方法。本文以南京民俗博物馆为例,分别从展示内容、陈列方式、活态保护和"媒介"作用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探路文遗数字化

<正>文化遗产数字活化既是行业内在需求,也是时代发展使然。专家判断,当前文物数字活化已经越过跨界融合的初级阶段,下一阶段将立足于更深层次满足群众需求,联动各方,共同助力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数字化技术如今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挑战。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更好地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文化遗产,讲好新时代中华文化故事,是时代的命题,也是伟大的使命。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

媒介的本义是“居中”,具有调和、组织、转化、生成的作用,由此形成其双重含义：具体的媒介;共有的媒介性——调节或交转。各个媒介的物质特性不同,调节的方式及所带来的形态也有所区别。由此,在媒介与历史的关系中,不能仅仅将媒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考察历史的视角。媒介的变迁展示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由于媒介是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就生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因而媒介史也就成为人类史。     

数字媒介与文艺批评话语的转型

数字媒介改变了当代文艺生产语境，促生文艺批评话语新变。精英批评话语中心地位失落，无法针对新的艺术实践开展有效批评。公共领域向数字媒介倾斜和位移，带来了传统媒体批评话语的衰落。自媒体批评话语有效利用了受众的碎片化时间，对传统批评话语产生挤出效应。媒介赋权使个人批评话语急速扩张，个人的意义生产与信息茧房相伴而生。就此，建构中国式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和范式、提高文艺批评家的素养、提倡对话式批评方法，是重构批评话语的有效路径。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及可行性方案

随着媒介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对于媒介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传统的传受双方角色日益模糊,而媒介素养教育也从专业人才培养进入到"全民教育"时代。以大学生为主要考察对象,设计一套本科媒介素养教育的可行性方案,希对非传媒专业的本科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计划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代媒介融合新趋势与科技传播模式的演化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催生出新媒介形态如网络和手机,并促使媒介向融合方向发展.科技是社会前进的驱动性力量,科技传播是科技知识社会化的助推器,媒介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介融合给科技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表现形式和展示空间.媒介融合新趋势透射出多媒体技术的突破、公民社会的培育建设和受众主体地位的提升,并推动科技传播模式向循环互动方向演化.科技传播具有复杂的多元主体特征,并互相嵌入,造就了科技传播模式的动态多变;媒介融合趋势下,受众的区域化、层次化特征明显,互动性增强,反馈机制灵活,分众传播成为主流;科技传播过程中,传者、受众和媒介融为一体,有时主体即客体如公众,有时主体即渠道如媒介,任何单一的传播模式都无法满足科技传播的要求.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中心多元化,并相互交叉和互换,因此,将科技传播过程视为循环系统,建立多元中心对话模式,构建传者-媒介-受众三维互动模型成为新趋势.     

元宇宙：一种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实践

<正>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Web2.0技术的应用,实时交互传播得以实现,这使得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用媒介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德国学者安德里亚斯·赫普（A. Hepp）将这一现象称为深度媒介化。(1)在深度媒介化大潮下,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各领域,给这些领域带来变化。深度媒介化理论在宏观层面,就是对媒介改变社会的勾画与描述,     

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体系构建的逻辑机理与创新实践

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重要举措，应依托区域文化资源、学科专业特色、教学与科研优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主动适应新时代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新要求，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日常教学、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双创教育等领域。针对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中还存在不落地、不生根、不发芽等方面的问题，高校需要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逻辑机理，系统化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体系，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传统传承方式向现代传承方式的转型，从而在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最大育人合力。     

媒介本体化与文艺批评属性的变异

数字技术正在使媒介的属性由文化建构的工具变为文化建构的主体因素，也使媒介哲学在工具理性基础上开始了本体化进程。文艺批评作为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在媒介本体化进程中，正在由学术论坛变异为公众舆论场，并表现出公众性、话题性、对话性和多元性特征。作为文艺批评的文艺公众舆论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领域，并与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等西方学者论述的公共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这一由数字虚拟空间构成的新兴公共领域正在因公共性的缺位，表现出种种批评乱象，亟待在学术和实践层面进行重新建构。     

读宣纸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理想的境界就是这种“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濒危是由传承人的濒危而带来的。     

基于AR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研究——以黄鹤楼传说为例

利用数字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文化产业化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的一个新的趋势。基于AR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是当下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课题。利用AR技术不仅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民间文学类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转化和开发的有效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制度初探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当前面临的瓶颈问题就是传承权的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的传承权,是指传承人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承给自己选择的传承人,它是一种新型的私权,同时也是传承人的义务。传承权的基本要素包括:传承权的主体是传承人;传承权的客体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的内容包括下一代传承人选择权、传承方式选择权和惩戒权。传承权的实施主要强调国家保障传承权实施的义务,以及传承权与相关权利的协调运行。     

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探索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技术为民族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便利,同时由于数字化技术本身的应用特征,以及民族建筑数字化保护的传承保护而带来的仿真、鉴别等多重功能需求,决定了民族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信息采集和存储工作,而是多种工作的统筹协作。简单而言,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需要从信息要求、数字化功能、数字化标准、数字化管理等方面来全面推进。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浅论羌族语言面临的困境及抢救对策

羌语不仅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媒介,其本身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羌族民众互相认同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体现了羌族的民族记忆,展示了羌族文化;羌语也蕴藏着羌族的智慧、技艺、宗教、风俗、医术、传说,是羌民族灵感的源泉、创造力的钥匙以及文明的传承载体,也是维系羌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以及事实告诉我们,羌语的传承日益困难,正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其使用范围正日益收缩、使用频率日益减少、使用的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因此,抢救和保护羌族语言文字是当务之急,这不仅对羌族本身的发展具有莫大的意义,也对保护中华民族生态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媒介：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

艺术媒介不但改变了艺术生产力,也改变了艺术生产关系,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艺术生产方式。艺术媒介分为口头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相应的,人类艺术的生产方式也可分为口头媒介生产方式、印刷媒介生产方式、电子媒介生产方式。＂媒介工具论＂对艺术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而＂媒介本体论＂对艺术前景则持悲观的态度,本文在马克思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发展的＂适应论＂。     

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结构”问题审思

“情感结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兼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其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诸多构成性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生成,表征于丰富鲜活的个人经验和形态多样的文化文本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引发文化和社会巨变,个体的感知经验被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被重置,文化生产嵌入全新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由此产生。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开展文化实践、体察个体情感和形成共同经验,因而,讨论数字时代“情感结构”的核心关切点是新媒介文化中的人,以及人在新文化技术环境中的实践方式、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