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温岭模式:一种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机制

温岭改革是将协商民主理论与当地情况相结合,创立以民主恳谈为重点的对话机制,并获得了颇有价值的成功经验。温岭模式经历了对话型、一般参与型和预算参与型三个发展阶段,其核心是通过民主恳谈方式,构建了政府与公众的经常性沟通、公众参与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新机制,并与完善地方人大、政协工作机制有机结合,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青县模式”与“麻柳模式”:两个基层民主创新案例的比较——兼论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前景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实践中,以“八步工作法”为核心内容的“麻柳模式”和以常设的村代会为主要特色的“青县模式”是两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创新案例.由于产生背景、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领导人意志等因素的不同,这两个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也体现出明显差异,分别体现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的特点,在制度设计、具体运作和制度绩效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这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点.从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角度来看,“麻柳模式”和“青县模式”都表现优异,并且体现出一些对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和共同启示.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不能局限于村委会的选举,必须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不断深化.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在不同时期,或同时期的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和村级正式权力影响力等因素,对村庄的的村庄权力结构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将农村税费改革作为时间点进行划分,会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类型和特征。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建构西部村庄治理中的“法治”机制

我国西部因为特殊的区域地理位置和特有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元素凝重、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薄弱,形成了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特殊机理。因而在面对当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时,民俗化、行政化、非法治化的管理形式呈现出显性特征。因此,完善西部村庄现代性治理的法治机制,着重在于:1.加强以法治村法制意识的培育;2.乡镇政府的治权由权力型向法治型转型;3.基层司法由司法行政化向司法独立化转化。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村庄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探析

在现行体制下,我国村庄治理的社会组织是村民委员会,然而,村民委员会的现实职能却与村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不相适应。鉴此,实现村庄治理的出路在于寻求与村民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机构,或者对现有组织加以改造,以适应村民经济活动,从而有效实现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中的阶层博弈——论经济能人治理村庄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挑战及对策

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农村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给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即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方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弱化;部分村"两委"关系不协调;对"经济能人村官"的培训教育与管理监督成为新的课题.应对这一挑战的对策:一是改善领导方式,积极探索工作方法;二是提高村级党组织领导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与水平;三是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四是切实抓好对"经济能人村官"的教育培训工作.而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经济能人治理村庄的发展机制,即营造培育村级致富带头人的浓厚氛围;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举机制;建立经济能人治村的教育培训机制和约束与激励机制.引导经济能人治村走上程序化、规范化轨道,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内蒙古草原牧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期,内蒙古草原牧区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正视自身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和问题,进而从诉求吸纳机制;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牧民自治机制;绩效管理机制多方面着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长三角区域治理新模式的复合动力与机制创新

长三角区域治理模式开始突破分割式治理模式和经济协作式治理模式等传统模式的窠臼,进入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式治理模式的新阶段与区域内各省市彼此主动对接、深度互动的新时代。长三角区域内核心城市上海"主动走出去"、上海周边区域中心城市嘉兴与南通等主动对接上海的区域合作创新实践,开创了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复合创新动力,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规划引领动力、长三角地区多层次多领域多专题的共识协同动力、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主动作为与周边城市主动对接的互动动力等多重动力的复合。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通过密集规划、精准接轨、深化落实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创造了主动对接、全面对接、深度对接等新型区域合作新机制,推动区域治理范式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度转型。由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开辟的区域治理新型空间、新型任务、新型目标、新型绩效的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的实现,昭示着当代中国区域善治发展道路的全新型构。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与行政治理模式创新

当前,研究和探讨机构改革的文章不计其数.该论文在对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从一个新的视觉提出了在当前即将进行的地方政府机构改中,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公共行政治理的核心理念,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全面治理和创新的观点.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当代中国政府生态治理:一种新的结构治理模式探索

正生态学世界观和绿色政治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它们主张世界的相互关联和整体性,以反思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管理主义模式,向新型的治理模式转变。生态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出发,包含了政治生态链环、政治生态资本和政治生态平衡三大支持系统,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乡民自治:农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根源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进一步后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改变目前“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模式,从体制上消除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集中的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民自治”,给农民更广阔的自由生存、自主发展的空间,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理性选择。     

村庄治理中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基于对豫东Z村的调查

豫东Z村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型村庄,Z村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现象严重干扰了村庄治理的正常秩序。主体萎缩意指村庄治理中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的部分退出,治理逆变则是因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的强制行为而出现的“治理”向“管理”的转变现象。具体而言,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村庄精英的中介失衡、普通村民的黯然离场是此现象的实践表征,而其生成则是基层政府“乡镇本位”的行为逻辑、村庄落后的发展现状、个体匮乏的治理素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Z村而言,优化行政力量的介入方式、探寻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合作机制或许会是走出“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     

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不断扩大的村际差距造成了社会流动失序,加深了村庄间隔阂,增大了社会风险,致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而从国家宏观引导分化程度、村庄内部创新治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村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村庄治理,是应对农村社区分化,最终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选择。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及其评析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进行了治理模式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扁平化治理"、"共同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合作治理"等主要模式。尽管这些模式还只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变迁。     

村庄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由于受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区逐渐分化,这种分化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村社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从同构性农村社区分离出的多种类型的村庄,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类村庄并存和发展的新型农村社会格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慧根据5大类31个指标,采用多层次空间聚类对全国农村地区进行地域类型划分,将全国农村社区分为6大类型:现代化农村、发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村、中等发达农村、欠发达农村、不发达农村。     

村庄治理中的农民公共价值观念分析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提出公共管理的目的在于发现和创造公共价值,这为培育农民公共价值观念提供了新思路。基于对湖北省5个村庄的实地调查,结合村庄治理转型的阶段性和场域性特征,运用因子分析法发现,农民公共价值观念的构成要素包含协商、文化、公平、秩序、信任、发展和公益,这些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共变关系。农村基层组织应正视农民的公共价值认知,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通过完善民主协商机制、文化服务网络、制度建设、培育农民公共精神等方式,协调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利于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