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回归——以大学生村官为例

从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路径出发,本文以大学生村官为具体案例,通过对河南省鹤壁市农村100名大学生村官、100名村民和20名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提出精英下乡概念,在重新检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路径选择的基础上,认为精英下乡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路径的现实实践,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既有路径的转变。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冲突及其治理

由于现代民族与现代国家这两个复杂的概念背后各自持有一套价值旨趣和伦理规范,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难以完全重合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而这两种认同的矛盾直接引发了诸多国家治理的难题。同时,在全球化的强力冲击下,“公民”概念也无法继续作为一种连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效中介,必须探索一种团结多民族国家全体国民的新路径。而对以“文力”为代表的基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基因的概念的深入研究,能够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我族类”思维惯性的国族整合之道。同时,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也有助于形成一种非“民族国家”模型的国家理论,这种新的国家理论指向的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     

民生-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民生-国家”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民生问题却存在于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中,并为当权者所高度重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生-国家的建构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本文着重从民生-国家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欧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阐述民生-国家建构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建构的相互促动与对立、依赖与冲突的关系,提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应在注重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相对均衡性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同时,还应关注民生-国家这一重要的建构维度。从“民生-国家”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论和谐社会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现实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推动党的领导与国家之间、党的领导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为基础,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构建"中国公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共赢.     

“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的价值意蕴、显著优势和实践要求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新时代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政治资源。学“四史”有利于我们党找准历史定位以增强行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以提高执政能力,溯源初心使命以坚定“四个自信”。“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具有显著优势:坚定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方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以保障人民治理主体地位;坚持中国道路以坚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景目标;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确保国家治理逻辑科学性。新时代开展“四史”学习教育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而为奋战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

自秦以降,中国即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延续了漫长的岁月。不过,在“长期统一”的传统国家形态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却保持着“长期疏离”,地方社会封闭的“小统治者”实际上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秩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新国家对旧有社会结构进行社会革命,以政权的力量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包含改革社会结构、培育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建立长期稳定的执政根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双重革命,源于党建立国家政权与推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双重使命。这种通过双重革命进行的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它既超越了传统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也超越了西方理论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建构实践,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特点。     

社团组织在创建创新型国家中的功能

现代创新型国家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为基础,创新型国家的创建要求以社会化的管理系统作为必要支撑.以社团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整合科技资源、推进产学研结合、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提高全民族科技素质等功能.中国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要求从政府和社团自身两方面,加强社团组织的建设与管理.     

从族群国家到公民国家:国家整合的话语转换——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

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国家和以族群"文化化"、"去政治化"为特征的公民国家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两种国家整合话语体系。受到苏联的影响,当代中国采用的是族群国家的国家整合话语体系。但是,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暴乱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了族群国家话语体系本身具有反效果。相对而言,美国等某些西方国家采用的是公民国家的国家整合话语体系,却取得较好的成效。因此,公民国家可视为当前中国国家整合的新话语体系,可视为解决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新思路。     

族与群：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与当代价值——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本文从关系叠加的视角，以“族”和“群”为基点分析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特点与变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这就是“族”和“群”。由中国的“族”和“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组织社会并高于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特殊价值。这一特点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世界关系的时代后，一方面，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解体，个人挣脱家族共同体，形成具有独立意识、利益和权利的个体；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将分散的具有不同利益的人联合为一个整体，并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族”与“群”这一古老的话语因此获得当代价值。     

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早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文明和国家成长的定义。这一定义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时间早迟;二是与“早衰”相对应的过早成熟。后一层涵义在价值层面缺乏应当性和正当性。只有转换视角,从历史政治学的关系叠加的角度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的国家成长。中国的国家成长是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内生演化出来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行进,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为了代替旧的办法,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中国国家成长的三次大突破。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建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

作为当前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现代国家至少应具备五个基本特性:合法的垄断权力、垄断税收、公共性、自主性和民主性.中国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从专制王朝国家、独裁普力夺国家、全能型国家、后全能型国家,最终到一个现代国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国家与社会实乃一种互塑的动态关系.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建构应彰显其公共性、自主性和民主性,并努力培育一个自由自主自治的公民社会,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政府贫困化与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失败

鸦片战争把晚清帝国推进到了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晚清的覆灭,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国家建设的启动。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主题是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实现国家的整合。然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中央政府的贫困化,近现代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构建：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上）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前两节从理论上讨论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些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纯粹的”民族国家,然而,只要多数国民认同为一个民族,效忠自己所属的国家,同时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常的、稳定的民族国家了。文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无终点的过程,其目标和方向是同质化、国族化;而国家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文章还指出,“民族国家构建”还可以分为“构”和“建”两个部分。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来,“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建”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目的是要努力使这个国家不断向理想的“民族国家”靠近。文章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和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土耳其、美国、印度、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阿拉伯国家、南美国家,还讨论了跨境民族、国家移民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文章最后两节是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容,包括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     

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农民政治认同变迁

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立农民对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三者有机统一的结合体.中国真正开启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之后,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几经变迁.当前,我国农村发展处于历史跨越时期,这预示着农民政治认同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内在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其中的深刻根源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时代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及其相应的治理方式立足于中国实际,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在当代社会,以人民为中心是形塑现实政治生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巨大力量,不仅具有独特优势,是历史与现实逻辑的统一,而且充分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     

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全球性扩张与侵蚀所形成的“强势文化”态势,挑战了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面对挑战,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价值原则,适时整合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创建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体系,是实现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的关键,同时,这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话语权的契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合农民模式的演变与重建

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始终伴随着对离散的农民或村落的整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农民的整合模式先后经历了集权化集合和民主化集合,逐步实现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正常化。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日趋原子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国家必须注重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实现对农民的组织化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