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的反思与重构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是其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应有之义,是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减少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有效举措。但是,由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规制不完善,导致撤回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主体不确定、撤回理由审查标准不清晰以及撤回后有罪供述能够继续使用等问题。对此,在全面分析现有制度基础上从撤回主体、权利限制、程序转换、撤回认罪认罚后的证据问题四个方面重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对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被追诉人对诉讼结果的认同感及有效解决其滥用上诉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 ,采用了抗辩式庭审模式 ,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因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要了解其必要性、主体、范围、程序、效力及责任等问题     

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若干问题--兼评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统一

知识产权诉讼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在停止侵权、证据保全、举证规则、损害赔偿等方面均有特别规定.这些规定逐步形成知识产权诉讼的禁止令制度、保全制度、举证制度、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在上述几方面已经与国际接轨,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的基本要求,但还存在一些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人工智能时代下被追诉人权利风险的识别及防范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广泛应用,使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面临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局面。人工智能对被追诉人造成的权利风险主要来源于两类：一类是由人工智能的自身局限造成的,包括大数据侦查模式侵犯被追诉人个人信息权、算法运作的封闭性侵害被追诉人知情权等;另一类则是由人工智能引发公权力扩张引起的,包括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削弱被追诉人质证权、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等影响被追诉人辩护权等。这一系列被追诉人权利风险的背后,隐含着智能技术和司法原理的冲突,表现为人工智能对直接言词原则和审判中心主义的冲击和削弱。基于此,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将围绕填补传统权利和更新数字权利这两部分而展开,进而完善和严密被追诉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屏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以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为切入点

2018年10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目前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性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效果。认罪认罚被追诉人自愿性的实体判断标准应当结合主客观方面,实践中自愿性的阻碍因素主要在于沉默权制度、证据公开制度和律师辩护制度等自愿性保障制度的缺失及不健全,以及撤回权、程序回转机制等被追诉人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当前,在制度保障层面,应当明确被追诉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知悉权,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在权利救济层面,应当赋予被追诉人撤回权,建立程序回转机制,以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研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评析

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是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关键时期,此期间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有利于构造合理的诉讼结构,促进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从而更好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基于会见权特别是侦查期间的会见权对于被追诉人如此独特的价值,会见权可谓是整个刑事辩护的基点。然而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有必要在立法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以期真正解决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难的问题。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程序性辩护

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个方面，在国外受到很大的重视。它不仅有利于制约公安司法机关的非法诉讼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对保护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现实是，程序性辩护不但在我国立法中规定不尽完善，而且在司法中几乎没有被真正适用，所以亟需进行相关的制度性建设和具体的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非法证据排出规则的障碍

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强调查明诉讼案件事实真相以实现实体正义,这种诉讼观念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阻碍作用。同时,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阻碍排除规则实施的因素,包括法院缺乏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追求真实发现的再审制度等。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诉讼观念上和法律制度上的障碍,由此决定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从刑诉法修改看刑事举证制度的完善

2012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举证责任制度进行了完善,明确提出了举证责任概念。依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精神,进一步明确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要求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同时规定辩护律师不承担举证责任。新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举证责任制度进行的规定,不仅对澄清我国刑事举证责任理论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和消除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捕诉一体视域下审查批捕权的异化与回归

理论界对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权性质异化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即便是在捕诉一体化改革之后。批捕权作为启动最严厉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其根本目标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客观价值旨在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本质属性是对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权的监督。在捕诉一体化视域下,审查批捕权性质存在诸多异化风险:其被动中立性受到质疑、其程序保障异化为事实审查、其存在异化为"预审"制度的风险。对此,应当从构建审查批捕听证制度,实现事实定性与法律裁决分离,完善被追诉人救济机制,细化司法责任制,严格坚持审查批捕证据标准等方面入手,以期实现审查批捕权性质的回归。     

论刑事扣押行为的正当性

刑事扣押是指司法机关为了收集和保全证据而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和文件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权限予以扣留、提取、封存等而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刑事扣押行为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行为,应该从程序上进行完善,使其更具正当性,并通过有效的救济机制,保障被扣押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介评

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近年来受到我国刑事法学界的持续关注.在我国是否应当建立辩诉交易制度这一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并都列举各种理由.辩诉交易与我国法律传统文化、诉讼模式、诉讼制度具有内涵一致性,因而具备了移植的可行性.同时,我国也应充分考虑诸如无罪推定、社会正义等实行辩诉交易制度之代价.笔者认为,我国对辩诉交易应持理性思辩之态度,不应停留在讨论的层面,而应大胆将其付诸实践,不断探索,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     

论刑事申诉制度之改造

现行刑事申诉制度在申诉启动、操作程序、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存在着缺陷,亟需加以改造.制度的创新来源于理念的更新.改造刑事申诉制度的路径应以诉讼理念的更新为前提,而具体的改造路径则是建立刑事申请再审制度,设立刑事申请再审程序,使得申诉权实在化、诉讼化.     

刑事在线诉讼中有效辩护的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庭审场域的变化不应伴随着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诉讼权利的减损。在呼吁司法积极拥抱现代科技的同时，应当警惕刑事在线诉讼在技术、能力和程序三方面给有效辩护带来的风险，具体表现为调查取证权、法庭质证权等辩护权利流于形式和辩方内部沟通及信任关系濒临解体等。当前，增强辩护力量，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是应对这一风险和挑战的应有之义，因此应以完善技术配套保障为前提，充分保障律师取证能力和质证能力，加强辩方内部有效沟通和对话，重构有效辩护形式或手段，不断调适其与在线诉讼发展之间的矛盾，助力刑事在线诉讼的常态化运行。     

论刑事申诉制度之改造

现行刑事申诉制度在申诉启动、操作程序、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存在着缺陷,亟需加以改造.制度的创新来源于理念的更新.改造刑事申诉制度的路径应以诉讼理念的更新为前提,而具体的改造路径则是建立刑事申请再审制度,设立刑事申请再审程序,使得申诉权实在化、诉讼化.     

试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

文章分析、论述了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立法及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刑事证据展示主体、阶段、范围、程序及法律责任等项内容,提出了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探索性思考。     

浅议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诉讼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何人承担.它追求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实体法宗旨和价值标准,保证程序公正及诉讼经济和提高诉讼效益.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立法尚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完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和法院调查搜集证据制度.     

审前案件分流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引入

随着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我国刑事追诉环节之公诉与审判工作困境频生。消解此种困境应当以公诉分流观念为引导，以程序正义为价值理念，通过缜密的程序设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审前案件分流机制以提高诉讼效益。     

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精髓

程序正义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它标示着: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和惩罚应以保障被追诉者的正当、合法权利为前提。《刑事诉讼法》试图通过确立程序正义的国际最低限度标准,旨在建立一种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程序正义论,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刑事法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呈现数据化、网络化与社会化的特征,从而影响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对象从静态识别信息扩展到动态活动信息;犯罪主体从公权力机关扩大到私人机构;犯罪行为呈现多样化。这些特性也造成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追诉中管辖确定、证据收集与保存、信息来源合法性证明的困境。从理性的角度反思,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亟需完善;刑事追诉中管辖、取证、证明责任等问题也亟需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