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诗歌本质观:诗言志

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言志,还用诗是否言志作为评价诗人和诗作的重要标准。“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奠基石。对“志”的不同理解构成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言志”说、“缘情”说和“情志统一”说就构成为我国诗歌的几种基本倾向。毛泽东对“志”的理解是宽泛的。“诗言志”使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丰厚的内容,正如诗人本人的胸怀一样——精深博大,天地万物之精灵融入其中。     

论南宋高宗朝的科举制度

南宋科举制度是北宋科举制度的继续,高宗一朝的科举犹为重要,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基本上奠定了整个南宋科举制度的基础。从考试形式来看,主要是设置了类省试和流寓试,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对这两种考试形式作了调整。从考试时间上来看,南宋初年由于受战争的影响,3年一开科场的制度被打乱,直到绍兴十二年才重新走上了正轨,发解试、省试和殿试的时间也与北宋稍有不同;从考试内容上来看,最后确定了以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前者以考经义为主,后者以考诗赋为主。但高宗朝科举制度的流弊比北宋更为严重,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高宗对科举取士的放任自流,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二是秦桧擅权,政治黑暗腐朽。     

南宋理学家胡宏诗歌的明道忧国

胡宏作为南宋卓有成就的理学家,其诗歌创作的内容主要是明道和忧国。诗歌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中体道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上乘境界。     

纯诗:对诗歌价值的另一种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评析

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态势。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却表达了对诗歌价值的另外一种理解,即艺术本位观念。他们以“纯诗”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以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自身的关注焦点,既提出了完整的诗艺理论,又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作品。     

隐性的遥契：反对阐释学与南宋诗学

西方的反对阐释学理论与南宋诗学中的反诠释思潮前后相距约7个世纪,但是由于艺术思维、艺术意识、艺术品质上的相通,他们在诗学特征方面表现出隐性的遥契,具体可概括为：消解作者的意图,通过强调＂风格＂和＂味＂回避内容,关注感觉和体悟。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对西方传统庸俗释义之风的彻底反叛,是对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后者是对有宋以来＂尚意＂阐释学的颠覆,是对知识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解构,二者都具有解构性质。     

南宋理学视域中的政治建构与义理诠释

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南宋理学家顺应时代发展,不再满足于对“道”的抽象探求,他们将义理阐发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通过对伦理纲常、君臣大义、王道理想的政治诠释,使理学价值观逐步固定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不易之规。在理学的社会化进程中,各阶层的社会职责和行为准则部被明确定位。理学家以天理为依托,建立起宏大的政教体系,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试论南宋临安饮食业的繁荣及其原因

南宋的饮食业在我国饮食业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临安作为南宋的都城,饮食市场更是一片繁荣景象:饮食店铺分布广,营业时间长;食品种类繁多,别具特色;就餐环境及服务也极优质。探究其繁荣的原因,离不开广大的社会需求、丰富的物产、商业的进步和交通的便捷等多个方面。     

论穆旦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在一般人的视野里,穆旦是反传统的斗士,新诗现代化的急先锋。但是深入考察他的诗歌文本不难发现,穆旦的诗歌写作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的现代主义与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穆旦拒绝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不意味着他对古典文学的无知。实际上,他的一生从未与古典文学传统割断过联系。本文首先结合穆旦的家学渊源和学校教育,以穆旦不同时期的诗作《古墙》《玫瑰之歌》和《冬》为例证,深入考察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意象和诗歌主题对穆旦诗作的影响。论文认为,在肯定穆旦西化努力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古典文学对穆旦的潜在塑造。     

论当代诗歌精神的两大误区

当代诗歌创作面临两大精神误区:精英式的高蹈和庸众式的委顿无疑。精英式的高蹈指诗歌精神呈现出超迈和玄远的特征,缺少人间情怀,在语言上所指越来越溢出能指的范围,让人不知所云。庸众式的委顿指诗歌精神呈现出欲望化、庸常化的特征。所谓欲望化就是一些诗成了下意识、性意识的展览,诗成为欲望的渊薮;所谓庸常化,一些诗只有后现代主义的平面,没有深度和意义。走出困境方法在于坚持诗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坚持真正的诗歌精神。     

论禅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与影响——以唐代诗歌为考察中心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中国化之一即为佛教禅偈的诗化。诗的形式使禅更加通俗易懂,不再是教义的繁琐的理论,而是世俗的浅显的诗歌,禅理入诗,则丰富了诗的表现内容,使诗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绍兴更化”与南宋初期的政治转向

秦桧死后,为革除时弊,重构官僚政治体系,宋高宗政权曾开展绍兴更化运动。表面来看,这只是针对秦桧专政时期制造大量冤狱的拨乱反正,实质上却是重整此前官僚体系的标志。绍兴更化代之而起的政制更革,不仅巩固了高宗朝后期的政治基础,更为沈该、汤思退为首的官僚群体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高宗政权向孝宗政权的平稳过渡。     

南宋现实政治与“阅武”之关系

“阅武”是中国古代军礼的重要一种,起源于先秦。唐代以后逐渐礼制化,成为君王亲临检阅军队谢练的皇家礼仪活动。南宋时期,“阅武”是数位皇帝非常崇尚的一项军事礼仪活动,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现状有着密切联系,不断发挥着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功用。同时它也蕴含着深刻军事意义,表明皇帝重视武备的决心与态度。然而随着困扰皇权政治因素的消失,军事方面的安于现状,这项礼仪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最终在南宋的政治生活中消失殆尽。     

论陈代诗歌的接受

陈代诗歌的历史评价存在较大争议,但陈代诗歌的语言技巧、创作手法等对后世诗歌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后世文人多化用其佳旬,袭用其篇制,显现出对陈代诗歌的积极接受与继承。     

双向互动：南宋初年道学与政治文化之融通

自靖康道学解禁至绍兴初胡安国撰《春秋传》,道学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一方面,道学所秉承的价值观念,一味地促使道学者投身于变动不定的政治场域之中;另一方面,宋高宗政权在追究北宋亡国之过与重塑王道理念的行动之中,恰逢时机地选择了道学。无论是士大夫屡屡谈及的＂人心说＂,还是宋高宗政权诉求的《春秋》观,无不昭示着道学理论与政治文化之融通。至少在南宋初年,道学的发展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关照之上,学术层面的成就与其政治意义不能同日而语。     

论诗歌语言的原生性与继生性--谈李白的诗歌语言

人的心理机制分“原发过程”和“继发过程”。阿瑞提认为人的创造能力取决于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的“特殊的结合”。诗歌语言相应地也有原生性和继生性 ,不同的诗人偏重于不同的语言倾向 ,李白的诗充分体现了诗歌语言的原生性特征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前提，辩证统一，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中，要把人的全面发展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衡量标准，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     

论唐代诗歌的仙隐情思

在唐代崇奉道教的文化背景下,唐代众多诗歌多具有仙隐情思,构成唐诗中独特的仙隐主题。其主要表现为：唐诗中的仙隐意识、以仙隐颂美友人、视中隐之士为＂地仙＂三个方面。唐诗中的仙隐情思,体现了唐代文士逍遥淡泊、傲世脱俗的精神追求,折射出道教文化与隐逸文化在唐代的交融并向世俗化转变的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文化意蕴。     

舟楫之利与南宋国运兴亡——军事史视角的考察

南宋守住了川陕和荆襄,保障了长江上游的安全,从而形成了与金人在江淮争锋的局面,能以舟楫之利遏制其骑战优势。南宋立国江南,赖以抗拒金朝的正是舟楫之利和水上优势,并藉此在几次事关国运存亡的关键水战中击败了金朝。而金朝从江淮正面突破,难以实现骑兵对舟楫的优势转换。元朝围困襄樊期间,在汉水建立了强大的水上力量,与南宋共有舟楫之利,首先从鄂州突破南宋江防,并充分发挥水战和骑战结合的优势,控制了长江全线,通过几次关键水战,击毁了南宋赖以立国的水上力量,使南宋丧失了舟楫之利,进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