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所产生的意义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出现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国际实践基本上是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原则并存,并且主张限制豁免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它的通过和开放签署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国内法治方面探讨一下《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所产生的意义。     

由仰融案引发的关于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的思考

国家豁免作为一项普遍的国际法原则,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有关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理论的争论也由来已久。伴随着国际经贸与国际关系的发展,限制豁免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2004年12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在国家豁免方面从习惯国际法向成文国际法的转变,其对限制豁免原则的确立意味着限制豁免成为国际社会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趋势。面对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原则冲突与并存的现象,我国一贯坚持的绝对豁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逐渐接受限制豁免原则。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的限制豁免主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法规则,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限度历来有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之争。二战后限制豁免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接受,但其中的行为区分标准仍存在着问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限制豁免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此种国际环境下,中国也应当调整自己在国家豁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限制豁免的原因及其对策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于中国处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步八由坚持绝对豁免主义转向采纳限制豁免主义的国际趋势。这既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需要，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处理领土管辖权和外国豁免权之间的关系，保障人权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使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我国应继续在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方面不断努力。     

国家豁免理论及其近期发展

国家豁免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其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限制豁免理论主要有四种理论基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出台明确将限制豁免论确立下来.近年来我国学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有一些新的发展.我国关于国家豁免的相关立法在《公约》制定后也应当有所转变,方能进一步适应国际趋势.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浅析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国家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管辖。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主权平等理论是其主要法律依据。国家豁免的主体包括国家及其政府机关、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国家政治区分单位、国家机构或部门和其他实体、国家代表。关于国家豁免范围,许多国家先后抛弃了绝对豁免的主张,转向限制国家豁免的立场。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国内法调整到国际公约的转变——兼论莫里斯和仰融两案

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置疑和挑战,有限豁免原则逐步取代绝对豁免理论。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多边国际公约《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于2004年12月2日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我国已在《公约》上签字。该公约标志着国家及其管辖豁免方面开始确立起普遍性的统一的国际公约的规则,国家豁免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绝对豁免主义到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变过程,必将对国际法制及国内法制、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国家及其省政府在美国作为被告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莫里斯案和仰融案。因此,研究这一领域的新动态,寻求相应的法律对策和应对措施,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中国的视角看国家豁免制度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张,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豁免经历了从绝对主义的权威到限制主义的盛行,时至今日,奉行限制豁免主义已成定局。中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也基本适应了转向限制豁免的国际趋势,并作出了积极的应对。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

主权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享有多大程度豁免,是主权国家参与仲裁实践带来的新问题。涉主权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要同时适用《纽约公约》和法院地的国家豁免规则。理论上,由于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的分立,国家享有豁免的程度仍存有分歧。实践中,由于执行地法院只适用本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同一仲裁裁决在不同国家法院的命运不尽相同。总体上,因限制豁免论的广泛采纳和支持仲裁政策的影响,涉主权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有被执行的趋势。坚持绝对豁免论、分散而简单的立法、缺少规则积累的实践是目前我国在国家豁免领域的主要特点。理论上采纳限制豁免论、在不超出国际条约义务下尽快立法、实践注意规则的积累乃解决之道。     

国家管辖豁免原则的历史形成过程

<正> 在国际法上,国家管辖豁免原则的主要意义表现为外国国家及其财产在国内法院享有民事程序方面的管辖豁免.为了深入了解国家管辖豁免原则的来龙去脉以及各国在适用该原则方面所存在的分歧,有必要研究国家管辖豁免原则的历史形成. 一、国家管辖豁免形成的历史前提不言而喻,在国际社会中,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各种方式的交往,就不会产生国家管辖豁免的问题.然而,在18世纪末以前,国家之间在和平时期的往来主要限于外交使节的派     

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的实践

本文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进行阐述,并对国家管辖豁免理论作出评价,明确提出限制豁免理论将会取代绝对豁免理论.分析我国国家豁免理论的现状,最后对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提出建议.     

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

备受关注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在经历了一系列审判后,由香港终审法院做出终局裁决。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释法,判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与中央政府的国家豁免规则保持一致,因而香港法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司法管辖权。本案将＂一国两制＂制度下国家豁免规则的适用问题以及中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问题提上了议程,并为国家豁免立法及其区际适用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决路径和实践经验。显然,目前中国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且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然而,考虑到中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且采取限制豁免并不必然对中国不利,因此中国可以考虑适时转变态度。     

简论绝对豁免理论

简论绝对豁免理论邵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理论是当代国际法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问题的理论，大致有如下几种：绝对豁免理论、限制豁免理论（即相对豁免理论）．平等额免理论和废除豁免理论．下面着重分析绝对豁免论。绝对豁免论认为：一个国...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规则的性质与适用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规定了国家主权有限豁免的内容和标准。《公约》有关有限豁免主义的规则是国际条约法规范,尚不能构成国际习惯法规范。但《公约》的通过与日后的生效,将促使有限豁免主义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公约》规则在我国不应得到直接适用。我国应制定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法律,一方面将《公约》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并在缔约国之间适用,另一方面对非缔约国(也包括对《公约》提出保留的缔约国)继续实行对等原则。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应以《公约》规则来解释国内法,从而使国内法与《公约》保持一致。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

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国际投资活动、发生争议诉诸仲裁后,在执行仲裁裁决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国家豁免抗辩的问题.对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的不同适用会使类似案件得到不同的判决结果,但是限制豁免还未形成为习惯国际法.仲裁过程中国家豁免的放弃并不同于诉讼过程中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的放弃,后者需要单独的声明.外交财产、央行财产以及军事、文化等财产一般享有执行豁免权,其他的财产则可能因为商业用途或者非主权目的而不能得到豁免.     

限制豁免主义之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法构建——与绝对豁免主义的比较下的探究

国际法上在国家地位定性上主要集中于19世纪前绝对豁免以及19世纪后限制豁免的角逐。随着莫里斯案、仰融案一些列案件的出现,绝对豁免的立场无疑受到了冲击。限制豁免主义,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对国家豁免作出的限制性规定,也日渐为各国所接受。然而,在实践操作当中,却因为难以判明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以及与受诉讼法院地国家是否有实际上联系,而使限制豁免主义在适用上困难重重。本文从国家行为的定性上,以及被辨明为国家行为后,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来分析。     

国家管辖豁免的转向——以“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为视角

在涉"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案例中,我国法院对被告为外国政府的案件行使管辖权,表明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已经实际放弃了绝对豁免论,对限制豁免论进行了有益探索。绝对豁免论限制了我国企业通过本国法院进行救济的途径,也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和障碍;限制豁免论符合世界趋势、正在成为习惯国际法,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发生着豁免立场的缓慢转向,结合学术界主流观点,限制豁免立场更有利于保护我国利益。由于颁布统一国家豁免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判例确立限制豁免规则在我国的不可行性,通过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纠纷中国家管辖豁免无法可依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颁布限制豁免原则的单行法,一方面使我国企业在国内法院起诉外国政府具有可能性,为"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解决提供国内司法保障;另一方面使法官以法为据,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和法院的国际影响力。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法律秩序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因而也肯定了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首要角色的传统地位。在有关合同、商业交易等方面,公约也把国家置于与自然人和法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公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商业交易的定义方面给予法院地国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在国家豁免例外方面缺乏总体的管辖原则。公约一方面为国家豁免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将有效遏制任意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倾向;另一方面公约对被告国援引豁免有一定条件限制,从而可以有效地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问题也随之增多。对此问题,不同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分歧较大。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正在草拟关于此问题的国际公约,但目前仍存在五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国家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三个问题和我国利害攸关。本文分析评述了上述三个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状提出了自已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