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视阈下的行政问责制新探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塑造问责文化、理顺政府职能、强化外部问责，同时建立起我国的“问责督察体制”，真正形成问责合力，完善行政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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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要问责．无为更要问责。”近年来，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在全县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人民团体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率先实行有错无为问责机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十四年探索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渐入佳境

从1995年“责令辞职”出现，到2003年“问责风暴”兴起，再到2008年“行政问责年”的高潮，干部问责经历了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的历程。     

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初探

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应在联系实际、逗硬落实上下功夫。一要紧扣发展要务，努力把省、市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二要切实转变机关作风；三要切实执行“问事必问人、问人必问责、问责问到底”的“三问”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的“三制”的制度。     

北京：让“太平官”“逍遥官”无处遁形

近年来，随着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处理中行政问责工作的开展，社会对行政问责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日前，《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形成。《办法》向行政机关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扎实等问题果断“开刀”，规定的问责范围不仅仅是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还覆盖了行政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授权和委托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     

完善行政问责制需实现3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依托示范创建载体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谷城县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省政府《实施意见》为主线，以“四创”即区域创法治示范乡镇、部门创法治示范行政机关、站队创法治示范基层单位、行政人员创法治示范岗位标兵为载体．以“八化”即行政决策科学化、行政管理法治化、行政服务效能化、行政岗位责任化、行政执法标准化、行政行为规范化、行政问责经常化、     

行政问责制实施十年的成就与问题--以武汉市行政问责制的运作为例

一、武汉市行政问责制运作十年的成就武汉市是较早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地方政府之一．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第一．加大问责力度．强化问责成效。2003年之后．包括武汉市在内的许多政府日益重视行政问责的作用．充分意识到不仅要防治贪污腐败．更要督促官员的勤政．以提升政府效能。同时切实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在行政问责面前人人平等。     

关于问责制的几个概念问题

问责的依据——今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对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临时性法规，也是重要依据。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政府也曾出台过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由于各地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因而引起很大的争议。     

干部问责应坚持“三要”

近期，中央出台了《党政干部问责暂行规定》，明确了领导干部问责的具体情形、认定标准、处理程序等事项，使干部问责真正做到了有据可依，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把握好三个方面问题，坚持做到“三要”，切实避免干部问责走入误区。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问责条例》呈现出的七大亮点

正《问责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纪法分开,彰显党纪特色,为开展党的问责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其呈现出七大亮点:体现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如果说党内巡视是政治巡视,那么《问责条例》就是政治问责,而不是行政问责。2009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部分应归于行政问责范畴。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就急需建立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担负     

无为也要问责

近知,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湖南省岳阳市出台了“无为问责办法”,立刻在全市产生了强烈反响。《办法》明确规定:“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并从应作为而不作为、作为不到位、作为效果不好三个层面对“无为”进行了界定。同时作出了追究“无为责任”的13项规定。可见,在新一轮“问责风暴”中,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干部向追究“无为”干部深化的新趋势,这意味着,除了“出问题”的干部要继续受到追究外,那些无所作为的“庸官”,也将面临着被罢免的危险,难享太平了。“有权必有责”是现代科学行政的基本特征。干部在接受…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的机制创新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公共管理的基石。创新我国行政问责,必须要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通过建设问责文化、扩大信息公开、健全问责程序、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等途径,不断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行政问责的监督力度,确保问责结果公平公正。     

行政问责的主体分析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强化政府责任意识,打造现代责任政府做出的精辟概括。中国自从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开始启动行政问责机制,该机制已经一步步走向制度化。“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是行政问责制度核心宗旨,也规定了只有人民才能作为问责制度真正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