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公司中一票否决权的效力及优化路径

PPP模式是指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事业建设的一种开发机制。PPP模式的实际运转需要依托PPP项目公司,政府部门多通过向社会资本提供特许经营许可加部分出资的方式取得PPP项目公司的股权,由社会资本负责对PPP项目的融资及运营管理。PPP项目合同和PPP项目公司章程中可能约定一票否决权事项,以保障政府主体在重大事项上的管控权。本文围绕一般多数决事项、特别多数决事项和股权对外转让事项分别讨论"一票否决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并思考PPP模式下一票否决权制度的优化路径。     

中国PPP政策工具选择及其选择模式研究——基于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

为深入了解我国PPP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央政府层面(2013-2017年)颁布的PPP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项目生命周期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PPP政策工具选择偏好明显,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偏重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维度偏重PPP模式推广和合作环境营造,项目生命周期维度偏重项目采购与执行;PPP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明显,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四条路径。     

特许权授予的招投标及合约关系分析--以南京过江隧道为例

以南京过江隧道作为实例,针对特许权授予下的项目建设招投标、运营合约安排分别构建均衡解释模型,并进一步对公私伙伴关系(PPP)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通过探讨简化约束条件下代理人努力投入的均衡选择,揭示影响产出绩效得以改进的影响机制,以期降低政府投入、提高政府声誉和形象、最大化开发利用资源、减少浪费、更好地满足民众需求、提高资源运用效率和增加扩大资源运营效益,对中国政府特许经营、公私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管理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也因为过程管理能力不足遭遇到一些问题。如何提升过程管理能力,需要进行经验借鉴和政策设计。北京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北京市的经验启示我们:要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调查机制,以公众选择作为服务购买活动的起点;健全公共服务购买目录筛选机制,将购买内容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之上;健全服务购买的招投标机制,推动购买过程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健全多方互动的动态项目实施机制,进行过程控制和监督;健全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机制,对项目实施质量管理;建立项目承担组织末位淘汰机制,加强项目的后期管理。     

属地管理与基层自主性 ——乡镇政府如何应对有责无权的治理困境

属地管理作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强调以地域来划分政府间责任,并赋予属地政府以一定的自主空间,以期实现守土有责的制度目标。对粤东Z镇的调查显示:基层治理中的属地管理更多地是一种责任落实与追究机制,并逐渐演变为上级职能部门甩锅推责的工具,乡镇政府由此陷入一种有责无权的治理困境。但属地高压下的乡镇政府能够充分发挥能动者的作用,发展出一套基于基层自主性的应对之策,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乡镇能够依据属地管理任务的事件属性来自主选择应对策略。基层自主性既是一种现实图景,也构成一种审视基层政府角色的分析视角,从而有助于理解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也有助于拓展“压力型体制”和“行政发包制”的理论解释力。     

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综述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起源于西方,但是“服务型政府”概念却是我国学者的创造。关于服务型政府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公共”理论的界定、政府治理模式角度的界定、范式理论的界定、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维度的界定以及目标导向角度界定。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可归纳为：变革理念、引入战略工具选择、探索规范化的制度创新、引入社会化和市场化机制。对服务型政府的质疑和挑战则体现在：关于公共服务是“顾客主权”还是“公民主权”、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争论、以及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异化等方面。     

瑞典培养领导力的基本做法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根据中组部培训中心的安排，瑞典国际开发署和瑞典国际咨询机构（AF）公司的合作支持，我参加了瑞典项目第一期组织人事部门领导干部赴欧洲学习班。2006年10月14日-11月6日，在瑞典20多天的时间里，我选择了领导干部培养选拔和政府政策制定与改革专题的研修和学习。具体学习了瑞典政府组织人力资源机构选拔培养雇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变革方面的知识，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培养领导力方面的知识，与相关机构座谈了有关领导干部培养选拔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情况。虽然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性差异很大，但瑞典（AF）公司给了我们热情周到和细致入微的服务，使我们感受很深，收益颇多。现就瑞典如何培养领导力方面的情况作些介绍，也谈些个人收获和体会。     

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一个总体性研究

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着重体现在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与规制、双方的合作与竞争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等三个方面.双方良好关系的建立应当遵循下述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原则、职责明确原则以及循序渐进原则.具体途径选择则主要包括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合作力度、政府部门给予非政府组织以平等的地位、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互信建设以及改变中国非政府组织领域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等.     

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以四川Z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是政策工具研究的最基本主题和归宿。在梳理政策工具类型、公共产品和政策环境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研究假设,认为政策项目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政策环境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通过深度访谈四川Z乡的相关群体,选择该乡若干个案来具体分析纯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池资源供给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逻辑。文章验证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并指出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是基本原则;引导类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要保障;管制类工具逐渐减少,市场类和自愿类工具逐渐增多是基本趋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政策项目的公共产品类型和政策环境因素的复杂交互性是如何影响各种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的。本文主要局限在于没有访谈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未能从他们那里选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     

数据共享、数据风险与智慧城市的平台选择——基于深圳市S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平台是智慧城市的业务架构、信息枢纽和决策中枢。平台模式的选择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当前，智慧城市治理面临着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基于类离散结构的分析框架，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数字平台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政企共建模式则有助于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对深圳S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国企背景的平台公司在政府授权下，拥有对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需求清单的考核权力，倒逼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进而提高了数据共享程度。与此同时，国有平台公司又通过专业技术力量降低了与智慧城市项目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不对称，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因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数据风险。兼具政治属性与技术属性的国有数字平台打破了政府部门的利益窠臼，消解了商业平台的数字垄断，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的困境，为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政社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用于解释政社关系的竞争性理论框架。而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论争,开始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既有文献通常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与否为依据,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经验洞察的窗口,形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取向。“国家主导”的视角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聚焦于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权宜性的回应举措;“双向赋权”则从平衡角度出发,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行为,以及由此所达成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拓展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可以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探讨技术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