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

红军的崛起既是中共军队的根系所在,也是研究中共军队及其政党组织形态的基本线索。本文以红军于1927年至1930年间在“五湖四海”崛起的地理学视角为线索,先对影响红军崛起的诸地理因素(包括南北之分、军阀割据的势力划分和统治类型、山带分布和山匪分布等)作出分析,然后对中央关于主力红军的规划以及各主力红军建军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背后的地理学因素逐一作出剖析,这有助于深化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研究的地理学视角。本文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令人深思的“语词”的变迁

令人深思的“语词”的变迁宋昌斌近读《读书》，读到一则短文，名曰《语词的变迁》。大意如下：以前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现在不兴了，见女的要称小姐，见男的呢，称老板，若还三呼＂同志＂，必遭白眼，闹不好还会甩过两个字来：＂傻冒＂！有人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     

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调适(1931～1932)

北伐运动进至湖北时,正逢1926年水灾,免除自然灾害的后续威胁是新政权面临的紧要问题。在堤工经费筹集上,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之间产生分歧。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将灾民视为重要的革命动员对象。在军事斗争的配合下,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来。1931年水灾后,湘鄂西苏区采取在苏区内、外夺取物资的方式度荒。1932年初,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张以灾民推动土地革命,但灾民更关心是否能获取物资供应。在春汛将到来之际,苏区被迫放弃斗争,集中力量推动苏区和国民政府的堤工建设。在自然灾害的剧烈冲击下,苏维埃地方政府被迫有选择地调整革命策略,与国民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引入自然环境这一要素,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中共“双十节”纪念述论(1937～1949)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蕴含着民众对国家性质认同的政治内涵.1937 ～ 1949年间,中共“双十节”纪念经历了从“加强团结”到“追求民主”、从隆重纪念到逐渐淡化甚至抛弃它“国庆日”内涵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轨迹始终与中国政治形势走向戚戚相关,可以说是该时期中国政治形势演变的风向标.     

中共在安源的早期革命运作模式分析(1921～1925)

1920年代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与此前的历次工潮相比,这一时期由于中共的政治参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身份建构空前加强;工人群体高度组织化;基本实现经费自给以及对外革命经费输出,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的缩影,中共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革命运作模式是巨大革命张力与革命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不仅使中共在安源工人群体中成功扎根,还对中共在其它地区开展工运具有指导意义。但由于安源工运模式被批评"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而遭到党内检讨,预示着中共工运更激进时期的到来。     

阶级与党:中共革命领导权双主体的形成与整合(1925～1935)

对中共而言,领导权理论中有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两个主体。中共于1925年就已经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才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这两个领导权的提出对共产国际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种领导权之间的张力逐渐显现。白区党组织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较多,保证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但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不断被削弱;苏区党组织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但却面临党的阶级成分农民化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遭受挑战。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通过思想建党实现了领导权主体的整合。     

“大跃进”的高潮北戴河会议(下)

8月21日讲话和讨论钢铁、公社问题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第二次在协作区主任会上讲话,主要谈钢铁和人民公社问题。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50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19个星期,要抓19     

“大跃进”的高潮北戴河会议(上)

1958年7月23日,我接到中央通知,定于8月13日在北戴河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要求8月12日报到。过了几天,8月1日,又接通知,为了给各大协作区留出时间再开一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推迟三天举行,改在8月16日开始,8月15日报到。     

“中共超级特工”——熊向晖(上)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我们党内有一位特殊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没有亲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却给敌军以巨大的杀伤力；他没有任职过我军任何职务，但其作用绝不亚于一位将军。 正因为他的特殊作用，毛泽东说他“能抵几个师”。 周恩来指着他，向张治中、邵力子等客人说：“他是１９３６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你们一定猜不到：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泽东主席就先看到了。” 这个神秘的传奇人物，就是被称为“中共超级特工”的大名鼎鼎的熊向晖。 熊向晖，在对国民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中，…     

“流动艺人”问题中的权力博弈与政治变迁(1949～1966)

1949到1966年之间,艺人不经过正式程序和有关部门许可的"自由流动"是一个重要现象,剧团间互相"挖角"也是戏剧界的一种潜流,形成了数量可观的"流动艺人"。艺人的自由流动和剧团互相挖角引起了诸多纠纷,这些矛盾和冲突把各级政府、剧团、艺人等群体都裹挟了进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了各种不同解决方案,但是在现实中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虽然历经种种交涉谈判,但大部分"流动艺人"事件的处理都不了了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政府对剧团"挖角"和"流动艺人"的管理日趋严厉,这也深刻地改变了"流动艺人"外在的生存环境和内在的生命轨迹。本文尝试结合宏观历史分析和细致个案考察,观察"流动艺人"问题牵涉的复杂利益和权力博弈,呈现个体生命史和时代权力结构之间的链接,探讨个人际遇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     

中共建党前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考辩(1920～1923)

在中共建党前后的历史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机构设置,较早出现在"一大"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和活动中。它们是中共建党的最初发起者关于党组织系统及规划获得实施的结果,由此成为当时各地建党的一项"传统"。就其产生而言,体现了中共发起者秉具的精深化研究的倾向观念,而更深层则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内在的"行动理念"。不过,在现实的塑造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是演化出新的状态;之后,随着中共迅速转向革命实践,对这些新状态的认识也发生变化;最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被定位为进行学习性研究并实施主义教育和对外宣传的机构。这一过程也显示了中共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从研究学理到实践革命的过渡,表现了精深化研究倾向在中共党内的边缘化。     

“传统”与“革命”之间：中共的初期乡村政权建设

在中央对苏维埃政权的构图中,小地主和富农都被摒除在领导机关之外,且小地主还被列入应受打击的对象。而实际情况是:那些由小地主和富农所充任的乡村领袖不仅在革命运动中得以幸免,并通过各种方式在新政权中继续发挥作用,割据区域是一种传统与革命两种权力运作方式共存的局面。纵然中共一直在努力地试图加以改变,但要斩除盘根错节的原有乡村社会关系,塑造一种单纯的以革命信仰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回避的是,正是那些原有的乡村领袖或以革命者的身份或以某种妥协的方式在乡村中继续发挥着影响,而原有的习俗与惯例也在革命中没有发生令农民难以忍受的改变,中共的新生政权才得以生存而至巩固。一心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中共,是在两难的情况下应承着这种局面。     

近十年来中共与儒家文化研究述评(1920～1949)

"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1920~1949)"是中共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总结"批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愈加客观而深入,进而引起研究儒家文化的热潮。本文通过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问题的总体状况、著作论述及学术观点等现状的分析,明晰当前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资产阶级法权”:一个革命政治语词的历史考察

本文试图在概念史研究范式下对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共的一个重要政治术语——"资产阶级法权"的演变史进行考察。"大跃进"期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是为人民公社推行供给制提供政治动员;1960年代"资产阶级法权"概念转换为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代名词,成为建构"反修防修"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论学习运动中"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指称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是"全面专政论"的主要内容。从破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以看出毛泽东自1958年起就一直坚持的一种"社会主义革命"。     

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

戏剧是中国乡村社会中最流行的大众化的表现艺术之一,具有娱乐和教化的双重特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其视为战时政治动员途径的理想选择。然而,旧剧存在服务旧秩序的诸多"毒素",无法适应中共战时的政治需求,改造者为此开始了消"毒"的过程,凭借改编旧剧、编演新剧和政治训诫等技术运用,终至建构起一套属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戏剧文化。经过政治强力的戏剧改造,中共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渗入乡村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教化乡村群众,成为他们感情的疗伤剂,实现了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与共鸣。     

早期中共党人对“反帝”的认识(1921～1927)——兼论国共党内合作

中国共产党通过帝国主义概念的中国化转换,使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直接、深刻的认知。为了履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使命,中共主张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与国民党依赖单纯军事手段不同,中共重视依靠和发动民众力量进行反帝运动。由于国共双方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国共党内合作走向分裂。通过依靠人民,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革命任务。     

中共“五老”之一的革命老者：何叔衡

人物小传： 何叔衡。无产阶级革命家。1876年生,谱名启璇,学名瞻岵,湖南宁乡人,清末秀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新民学会骨干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东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及辨析(1927-1930)

东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较早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根据地,其政权建设经历了由秘密形式的农会代政,到临时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再到正式政权的苏维埃政府,无论哪一个阶段和哪一种形式,内容虽有差异,本质上都是工农民主政权,且始终未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

要从多维度、多学科拓展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理解,地理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本文在美国学者施坚雅和霍夫亨兹的相关研究启发下,对1921年至1945年发生中共革命的地域进行了"地文大区"的划分,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诸因素(包括地缘、南北、东西、山河、路江、红白、政区、文武、客家等)进行了述要分析,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中共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1949～1957)

新中国建立伊始便高度重视城市社会管理,并根据城市社会的实际状况与中共的社会理想确立了城市社会改造的目标。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城市社会"组织起来",使城市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伴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五"计划的推进,城市社会被"单位化",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步步地得到强化。此后,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封闭型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共所进行的组织化或者说制度化的社会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建构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