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手表做『红娘』

周恩来一生廉洁、俭朴,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从不乱花一分钱.他戴的手表,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事例.     

手表

正有人形容时间,常说光阴似箭、白驹过隙、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寸金难买寸光阴……古人用日晷、沙漏、滴漏来计算光阴,现代人用手表计时。高尔基在他的散文中写时间的时候,说其夜不能眠,在一片寂静中听钟表之声嘀哒,顿觉毛骨悚然,陷于恐惧……的确是位惜时如命的人。第一次有自己的手表是上初中不久,一天,父亲赶集回来,买了一款黑色的电子表,我爱不释手,觉得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家附近的集市上驻扎着一个空军部队,部队的门市部里卖这种蹦出数字的电子表,父亲为我     

手表定理

当一个人有一只手表时，他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当他同时拥有两只手表时，就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当他同时拥有两只以上的手表时，他就会荡然失措，搞不清哪一只表的时间才是正确的。     

手表定律

“手表定律”是指拥有两块以上的手表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准确地判断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让看表的人失去对时间的判断。“手表定律”所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挑选两种不同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否则那个人的行为将陷于混乱。“手表定律”带给人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对于任何一件事情,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否则将使人无所适从。     

周恩来与李先念

一代伟人周恩来为人民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地奋斗了一生,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李先念素来敬重这位老领导、老战友。他们40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感人事迹,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问题,从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个重大问题,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我国的知识分子工作,过去一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在知识分     

周恩来与梁启超

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志向远大，立志献身於祖国的解放事业。但是他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思想上有过许多曲折。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周恩来在青少年时代所崇拜、引以为楷模的人物。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代写的文章和留日时的日记来看，周恩来所崇拜的人物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家梁启超。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1896年23岁时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以通俗易懂的文笔介绍西方近代国家的社会制度、思想而名噪一时。1898年周恩来出生，正值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自当往日本。在日本长期的流亡生活中，梁启超在《清议报》…     

周恩来与名片

递上自己的名片，在今天的国际国内交往中已经成了一种普遍习惯，不仅领导干部、公务员、工厂企业职工用，连原本种地的农民也都在使用了。这无非是为了方便自我介绍和互相联系。笔者由于工作之便，还曾从伟人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处征集到一张周恩来使用过的名片。     

周恩来与文物保护

1943年,国民党政府出于国内外要求保护敦煌石窟艺术的呼声,不得已在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但只拨了少量经费和设置六七名工作人员。1945年,为了催取经费,所长常书鸿前往当时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在重庆,常书鸿不但连一个子儿也没要到,而且主管他们的教育部突然宣布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常书鸿的义愤,他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把带来的十余幅临摹壁画放到七星岗中苏友好协会展出,以示对国民党的抗议,并向社会呼吁。一天,在门可罗雀的展览会上,一行人信步走来,其中有一位气度不凡、两眼炯炯有神的人,他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随同而来的还有董必武、郭沫若等。周恩来等仔细地参观了壁画,对常书鸿等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保护石窟艺术的工作表示赞扬和热情的支持,并对反动派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表示愤慨。周恩来鼓励常书鸿说:“敦煌文物是国之瑰宝,应好好加以保护！”     

博古与周恩来

博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因飞机失事遇难。在21年的革命生涯中,有10年的时间是和周恩来共事。博古和周恩来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周恩来是博古的领导。第二阶段,博古是周恩来的领导。第三阶段．周恩来与博古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第四阶段．周恩来是博古的领导。     

周恩来与北海公园

正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文物保护工作,他总是费尽心力,妥善处理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他对北京北海公园中文物的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北海公园位于北京市的中心,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瑰宝,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之一,1925年开放为公园。团城原是北海公园内太液池中的一个小岛,岛四周砌圆形城墙。团城上殿宇堂皇别致,松柏苍劲挺拔。承光殿内陈     

周恩来与广交会

1956年6月,中央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兼省外贸局长严亦峻,深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外汇进口紧缺物资,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的支持下,向外贸部发出了“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电报。在那个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我国的年代,首办新中国大型对外展览会事关重大,周总理高瞻远瞩,亲自批准创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即广交会前身,被称作“中国第一展”）。     

陈丕显与周恩来

<正>陈丕显对周恩来十分敬仰,恰似学生对师长的敬重之情。他曾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和我的许多同辈人一样,越来越感觉到:周总理是参天的大树,我们只是在他的浓荫下生长的矮小灌木。周总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辈,我们只是在他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后人。周总理是德高望重的师长,我们只是在他的领导和指引下担负一定工作责任的学生。     

周恩来与徐悲鸿

周恩来与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1919年3月,24岁风华正茂的徐悲鸿,为了吸取西方绘画的优秀技法,告别了亲友们,满腔热情踏上了去欧洲的的远洋轮船,于1919年5月中旬到达了被世人称作艺术殿堂的法国巴黎。在这里,徐悲鸿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人类优秀艺术文化的乳汁,尽管生活贫困,日子艰难,但他追求艺术的雄心壮志和勤奋学习的劲头丝毫不减。1920年,矢志探索救国真理和革命道路的周恩来,也来到了欧洲,且旅居法国巴黎。1924年的一天,周恩来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的英烈。恰在此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位专心致志写生的青年学生,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异国他乡遇同胞,两人倍感亲切。于是,周恩来与徐悲鸿在巴黎相识了,热爱和振兴祖国与民族的一致志向,使他们成了朋友。之后,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崇高理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奋斗。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分管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当时,曾拟聘用徐悲鸿负责绘画木刻方面的工作。徐悲鸿接到友人田汉的邀请信后匆匆赶到武汉,不料却遭到了国民党人的冷遇。徐悲鸿即愤然离去。随后,他曾想组织中央大学绘画系学...     

周恩来与班禅

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是可昭日月、可动天地、可泣鬼神的。那么,他与一个同样对五千年华夏怀着诚挚感情的宗教领袖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在周恩来和班禅之间,产生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     

周恩来与邓小平

在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象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那种既引人注目、又耐人寻味的亲密友谊，是不多见的。本文拟撷取其相互交往中的几个片断作些反映与探讨。勤工俭学获教益“油印博士”深情话“兄长”20世纪20年代初，在一批批留学欧美的进步青年中，有两个人在后来的中国政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同样获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尊敬。他们就是于1920年10月到达法国、时年16岁的邓小平和1921年2月来到法国、时年23岁的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除了体力劳动外，参与的社会工作主要是编辑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光》杂志。周…     

周恩来与日本

周恩来与日本李宏一１９１７年９月，在友人的帮助下，１９岁的周恩来到达日本东京。很快，他就适应了日本的风俗习惯，他给在天津的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     

周恩来与清华

周恩来与清华刘文渊人间可有不朽的碑？不怕惊雷劈，任凭狂风吹；历万古长存与日月同辉。周总理——不朽的碑！这是１９７７年刊登在清华校刊上的一首小诗，表达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对周恩来总理的赞美和思念。半个多世纪里，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始终走在最前列...     

周恩来与卫生防疫

正抗战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直接关系着中国军民的身体安危,甚至整个抗战大局。基于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卫生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中外医学界人才,为中国抗战凝聚力量。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不仅真实记录了国统区霍乱、赤痢、疟疾等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流行情况,时刻关注民生疾苦,     

周恩来与中印关系

印度是与我毗邻的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在５０年代，两国关系十分友好，是当时我国对外工作重点国之一。印度是周恩来总理出访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虽然从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因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两国关系有过一段曲折，但到７０年代关系又得到改善和恢复友好。周恩来总理积极维护中印友好，对印度以团结争取为主，对其某些消极面采取既争取又批评，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留有余地的政策，正确处理了两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