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援越抗法

对于抗美援朝,人们已经很熟悉了。而与抗美援朝几乎同时进行的援越抗法,对于读者来说则是相对陌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亚洲二战后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国家。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应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的要求,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毅然做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整个援越抗法过程,都凝聚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智慧和心血。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和莫斯科找毛泽东和斯大林,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美…     

建国初期刘少奇对越援助的思想与实践

1949年至1954年的援越抗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时外援助的尝试.刘少奇作为援越事务的主要负责人,素自参与并指导了对越援助的决策和整个援助事务的具体进程,提出并制定了符合双方实际的援助原则和方针,对越南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不客忽视的作用.总结和归纳他对越援助的思想,对今天对外援助工作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援越工作中的刘少奇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六年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亚洲在二战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国家。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应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的请求，毅然作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负责援越工作。刘少奇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援越工作。     

韦国清援越抗法纪事

正1950年2月,时任三野第十兵团政委、中共福州市委书记韦国清接到中共中央电令,要他速到北京接受新任务。在此前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代表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政府,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为支持越南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中共中央作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决定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建军、作战。4月上旬,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韦国清,决定由他出任援     

陈赓：在援越抗法的日子里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在漫长的40年铁血生涯中，参加了从大革命到抗美援朝各革命历史时期的诸多战役，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参与指挥了援越抗法作战，为越南人民反侵略民族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贵波在援越抗法斗争中(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 ,应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请求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对越南抗法斗争给予了大力援助。罗贵波是这一任务的主要执行者。他作为中共中央派往越共的联络员 ,第一个进驻越南 ,以后又担任中国援越顾问团总顾问、政治顾问团团长和中国驻越南第一任大使。在如何援越的问题上 ,他给中央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 ,为中国援越工作和越南抗法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第一个驻外联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于 1 1月 1 6日在北京召开了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将军

邓逸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的政治工作者。１９２７年入团，１９３０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及中央红军的长征，参与晋察冀、苏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新四军军部的重建等重大活动。解放后，他作为中国援越顾问团副团长，秘密出使越南援越抗法。回国后先后出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４年离职休养，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身在曹营心在汉，已是共青团员的邓逸凡振臂…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在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越抗美;二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缓和,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以越南问题促中美高层对话;第二是坚持支援越南的基本方针,促进中美和解;第三是劝越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以促联美抗苏大战略实现.中国始终把握住既定援越立场,绝不拿原则作交易,从而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     

党章视角下中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的历史变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中共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党章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中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的历史变迁,认识处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的历史折射和反映中共自身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幼年、不成熟、犯错误时期,中共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的认识发生偏差;走向成熟后,这一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     

罗贵波:从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到首任驻越南大使

在20世纪50年代援越抗法的中国将领中,许多人都知道陈赓、韦国清的贡献;实际上,当时第一个进入越南,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后成为首任驻越南大使的罗贵波,也为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刘少奇任命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1949年冬天,印度支那共产党(后改称越南     

冷战时期古巴“革命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探析

冷战时期古巴"革命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形成的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国际主义外交传统。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的思想对革命后古巴对外政策也有重要影响。冷战时期古巴的对外政策大致可分为初期阶段、发展阶段和调整阶段。初期阶段(1959—1967),"革命的国际主义"主要体现为积极发动拉美游击战;发展阶段(1968—1980),"革命的国际主义"主要体现为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政治独立;调整阶段(1981—1991),"革命的国际主义"主要体现为非军事行动领域的道义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古巴"革命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古巴独特的政治文化一脉相承的,而在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卡斯特罗更将这种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爱泼斯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是一位优秀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在梳理爱泼斯坦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对爱泼斯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机缘进行分析论述。     

论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性质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其初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这种援华政策的性质,在50年代中苏友好之际是给予全盘肯定的,即使对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中存在的民族利已主义也不置一词。8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的研究逐步展开深入,同时对苏联援华问题的评论也呈现一种相反的倾向:不仅批评了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中确应批评的错误,而且认为抗战初期也存在类似错误。这样大起大落的评论是难以真实反映历史原貌的。为此,需要我们持一公正客观的态度,本文拟就如何看待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性质略陈管见,希冀同行指正。一笔者认为,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性质是国际主义的。否定论者则认为,苏联此间援华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谈不上什么国际主义。这种观点西方有,国内也不乏其例。曾作为陈纳德“飞虎队”成员之一的杰克·萨姆森,在80年代写的回忆录中就这样说,苏联在     

援疆干部和哈萨克族“亲戚”一起过冬至

常言说:邻居越走越近,亲戚越走越亲.湖北援疆干部与哈萨克族努尔巴哈提一家的关系就属于越走越亲的“亲戚”. 要说援疆干部和努尔巴哈提成为“亲戚”,还得从3年前说起.2011年春,第一批湖北荆州援疆医生王爽和袁文生来到八十九团医院,紧接着就是对全团的贫困患者进行免费就诊,努尔巴哈提自然而然成了王、袁两名援疆医生就诊及帮扶的对象.2012年,荆州市委书记李新华同志来到八十九团,亲自与努尔巴哈提结为“亲戚”,近3年来,李书记和历届援疆队员一直在关注着这户“亲戚”,免费为努尔巴哈提解决医疗费用达5万余元,同时,援疆干部每年还为努尔巴哈提一家捐钱捐物,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延安中央医院里的“洋大夫”

1939年11月12日,来华参加抗战的著名医生、加拿大共产党人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抢救伤员时不幸中毒牺牲.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此后,还有经宋庆龄介绍来延安的印尼籍德国共产党人毕道文、由斯大林派来延安的苏联人阿洛夫以及率公谊会医疗队来延安的英国人叶彼得等多名外国医务人员参加援华医疗工作.然而一直以来,这些洋大夫在延安战斗岁月里的工作生活情形却鲜为人知.     

白求恩在灵丘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初期,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北美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帮助抗日.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一年半的时间里,仅在灵丘抗日前线就工作了近三个月.     

旅沪福建学生会的性质与作用

林森领导的旅沪福建学生会是由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具有爱国思想的革命青年组成并较早成立的革命团体,在唤起民众、挽回利权以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浪潮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界人民援越抗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越南人民发扬了决战决胜的伟大革命精神,在斗争中获得重大的胜利。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逐步扩大战争。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迅速开展声势浩大的援越抗美运动,彻底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活动。     

十月革命后非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转变

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俄国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纷纷发表各自对革命的看法,调整策略。这些政党主要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孟什维克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和党的分裂1917年10月25日后,包括中间派、国际主义派和护国派在内的孟什维克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是孟什维主义的政治失败。但在解释原因时,他们却存在不同的观点:中间派认为孟什维主义的失败是由于“革命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存在巨大的客观障碍”,即“党内分裂”的结果。国际主义者则认为,十月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巧合,孟什维克党的政治溃败除一些难以遏制的因素外,孟什维克领导上层执行的错误政策是其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护国派则把“八个月的革命”教训归结为必须要走“统一的道路”,即“消灭国际主义思想,实质上是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立刻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否定民族统一;不赞同俄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革命创造力等)”[1]298。类似的观点分歧,只能说明孟什维克内部思想和观点的不统一(更何况孟什维克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十月革命的爆发最终导致孟什维克组织涣散,不仅护国派,包括把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派、“新生活派”和其他一些派...     

马克思恩格斯荣辱思想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的视角对荣辱观评价标准、功能,以及无产阶级荣辱观的核心、主要内容、培育途径等均有过深刻论述,认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观,羞耻是一种革命、一种内向的愤怒,无产阶级应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坚持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反对拜金主义,并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这些经典论述历久弥新,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