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从共有看共生：斐济乡村的共同体实践

斐济村庄共同体对“共享”的认同和共生的伦理实践，与现行基于共有的土地制度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村庄的土地共有和房屋共享两种基本形态，是当地社会共生文化意义和象征的基础。共有是斐济地方物权基本所有形式，且作为斐济乡村的基础性力量贯穿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乡村共生地方文化形成与实践过程中起到了整合性的作用。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在集体土地上实现新型城镇化

实现了自主城镇化的那些村庄，顺应了中国现阶段的大趋势，留住了一批年轻劳动者，避免了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和凋敝衰落。这是中国农村未来的活力所在．代表着中国乡村未来走向。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认识故乡的方法是离开它”——读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话题。 小堡村，江西省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地处三乡交界，就行政地理而言，差不多是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总之，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像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乡村“空心化”治理:样态扫描与政府服务

乡村建设是攸关民族与国家命运,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多次证明了这一价值判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流动,诱使乡村结构呈现“空心化”态势,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危机正在侵蚀和动摇我国社会的根基.目前,村落“空心化”主要表现在村庄政治有行政组织无公共权威;村庄经济有财政账务无现金资源;村庄文化有形式输入无实体培育;村庄发展有惠农政策无联动人才等四大窘相.因此,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村级合作组织,引进乡村技术人才,构建多中心的服务体系.     

重建熟悉关系：“五社联动”中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基于Q县H村项目实践案例的探究

在当前乡村关系持续减弱，传统乡村治理效能的发挥面临人力、物力、资源匮乏等困境的背景下，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以Q县H村的案例为例，剖析“五社联动”实践中专业社工介入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表明，专业社工基于利益性、优势性和协同性促进村庄中各主体间的联动，以促进乡村关系空间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的联结，重建“熟悉感”，重构村庄关系。关系的营造产生社会资本，促进乡村治理自治力量的挖掘和培力，激发了村庄内部的资源动员，促进了乡村治理。“五社联动”同时提供了关系联动、人才培育、资源拓展的实践机制，使得资源和人才匮乏的村庄具有了突破约束、自力振兴的可能性。     

乡村发展：环境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城市环境保护已受到高度重视，乡村环境保护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乡村环境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涉及国家食品与生态安全。作者通过中国东、中、西部十多个县市，以及日本和韩国的乡村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环境保护的措施与策略。目前农业与乡村发展中长期的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由于村庄规模扩大、乡村旅游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当前重点要解决乡村的垃圾与污水处理。以及有机肥的使用。     

断裂与延续:自然村社会形态论析

前 言 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明显降低,村庄生活面向外倾,人际关系理性化,村庄传统权威弱化.乡村生活正在被重塑,开始向现代化迈进.①"乡村巨变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表面变化,更是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的深刻变化."②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巨变,就需要对当下乡村社会性质做出理论判断和界定,这也是乡村治理理念、体系、模式能否与乡村现实相契合的关键.     

偏远山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

正近年来,美丽广西·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治理、富民产业发展,一个个村美民富、幸福宜居的村屯构成了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我的家乡是防城港市一个紧靠十万大山的村庄,长期以来交通闭塞,青壮年基本外出务工,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和少部分没能力外出务工的村民。在乡村建设中除新增几幢楼房外,几乎看不到这个村庄的多大变化。要全面铺开美丽乡村建设,就必须关注偏远山区乡村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带着     

“筑室先治基”：基层治理变革过程视角下乡村营商环境的形塑机制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需要对接外部资本并使其有序发挥作用。本研究借鉴组织变革理论，基于一个营商环境形塑的典型村庄Z村的考察，构建“破冰-变革-稳固”治理过程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在推动基层治理变革过程中形塑营商环境的过程及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振兴资源向村庄聚合的有利外部环境下，村庄可以通过三个机制实现营商环境优化：可信机制形塑营商制度环境，专业化机制塑造营商服务环境，可见性机制培育营商人文环境。研究还发现，通过创建村民内生性组织，可以创造性地提升村民组织化程度；以“阶梯式”多重组织信任交叠，可以持续降低资本入乡交易成本。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社会力量嵌入基层治理变革，并推动乡村营商环境形塑的逻辑与规律。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归纳与探讨

国家政权建设最早来源于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现象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后被中国学者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将国家政权建设看作一个过程,探讨这一过程的动机、方式、微观行动者,及其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基层政权,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四个视角: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政权、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精英。四个视角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关于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范畴,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流动中的乡村"弱治理"--对河南省林州市Y镇的调查

流动不仅仅影响着流入地城市的治理,也影响着流出地村庄的治理.资源跨村庄边界的流出与流入,直接影响着村庄治理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在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乡村社会,双向流动中的乡村治理面临正式资源萎缩、新生资源难以内化,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根本性变化等诸多治理困惑,这些流动后的村庄裂变构成了流动村庄"弱治理"的社会基础.     

农民合作的历史与现实

世纪初，国家希望通过税费改革解决三农危机，实现乡村稳定，推动乡村发展。然而在缓解危机的同时，负面效果也在呈现，乡镇资源枯竭加之村干部的“不作为”，村庄难以治理，市场冲击下的消费主义兴起，乡村治理又面临新的困境。此时，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使村庄治理的改善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也为农民合作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九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

调查表明,中国农村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不同区域、不同村庄有不同的表征。乡村政治参与关联于乡村政治文化,乡村政治文化的迥异源于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程度。     

规划引领空间治理 保障乡村振兴用地

乡村振兴离不开资源要素保障，依托乡村规划统筹谋划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生态修复、人居环境整治等，提升用地保障能力，支撑乡村振兴发展愿景实现。江苏自2019年开始，高效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构建了“镇村布局规划+村庄规划”的乡村规划体系，确定集聚提升、城郊融合和特色保护等发展型村庄类型，有序组织发展型村庄规划全覆盖，在用地保障、涉农政策及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倾斜。充分依托“江海河湖汇聚”的平原水乡基底，开展“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工作，通过派遣驻村规划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陈睿在《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撰文认为，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