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法治政府是和谐社会的必需的基本条件,建设法治政府,领导干部要用法律规范思想和行政行为,要完善行政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健全行政执法体系和行政监督体制,使法律落到实处。     

行政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重要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程启动并已经初步造就成为我国取得的诸多举世瞩目成就领域中最突出的一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程首在立法,并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开放发展的体系,它将随着法治工程建设的进展而自我完善。我国法治建设任务的重点就是实现行政法治,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将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成熟方面。     

完善政府法治监督体制的因应对策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政府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内外结合的政府法治监督体系,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较为全面有效的监督功能,但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政府法治监督体制,在实践中加大法治监督的力度,增强法治监督的实效,不断寻求全方位、多渠道的全体人民监督政府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新机制。     

以高质量法律服务助力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

<正>李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服务队伍的核心主体,在公共法律服务中不可或缺、无可替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以公共法律服务为依托,     

论法治政府新要求

法治政府的主张,是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我们经历了依法办事、行政管理法制化、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四个发展阶段。法治政府的本质属性,是法律与政府的关系,即政府由法律统治并依法行政的政府形态。法治政府的特征是:权力法定;监督法定;行为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十八大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即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新目标,三位一体建设,注重法治实践。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发挥公共法律服务在法治建设中的更大作用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视野下,司法行政机关紧紧围绕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统筹整合政府和社会的各类法律服务资源,构建全面覆盖     

从法律的依据到法律的规范:法治政府建设之关键

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我国面临着政府行使职权缺少法律依据,已有的法律因可操作性不强而不能规范政府的所有行为,行政执法领域存在滥用职权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对政府监督不力等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将政府的所有行为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并有效控制之;不仅要为政府行使职权提供法律依据,而且通过法律、决定和决议等规范政府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决策执行工作,控制政府在工作中发生的每一行为。为此,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人大之间的运行机制,在缺乏法律规范政府的工作中,人大要制定法律,或者通过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决定、决议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

我国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定位：其一，“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典宜选择仅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     

法治言论

<正>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部署了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重要任务,对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用更高的标准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加快行政立法,为建立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供制度支撑。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推进机构、     

良法、执法与释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还有许多需要解决和面对的课题,如提高立法质量、有效实施法律和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的途径等等。提高立法质量,确立良法之治理念,是保障法律权威性的基础;法律的有效实施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而要做到法律有效实施,提高公民法治观念,确立公民规则意识,重视具体法治,应当是最基本的方面;解释法律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完善法律制度、弥补法律漏洞,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     

中国行政法律文化30年演变与发展

行政法律文化是行政法治的灵魂,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律文化,直接影响着该国行政法治的水平。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的行政法律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嬗变过程中,即由权力本位逐步在走向权利本位;管理行政理念正在让渡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治理念亦在渐渐取代行政人治理念,责任政府理念、民主政府理念、诚信政府理念等已成为民众的内心渴望和追求。现代行政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并进一步繁荣、发展,推动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法治政府与诚信

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础和本质,是法治政府的标准,是法治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有加强诚信建设,我国才能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当前各级政府应该做到:政府的政策与规范应具有稳定性与不可溯及性;公布的信息应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严格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困境解决的法治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举债及担保禁令刚性约束以及地方政府缺乏硬预算约束等法治环境原因。国外地方政府性债务应对的法治机制警示我们:有效管控次级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机制与国家结构形式、分税制完善程度及资本市场成熟度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应当以满足地方正当公共投资为目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长效机制为构建以《地方财政责任法》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规制。     

论我国法治政府之构建

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的核心,体现了法律对行政权的控制。法治政府是体现了政府执法理念、执法方式的根本转变。法治政府的理论前提是法律对行政权的防控和监督,体现了权力制约的思想。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是有限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本文指出为了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的,必须通过规范行政执法制度、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等具体途径来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法活动和法学教育。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总结和提升,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依法执政理论、依法治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不断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要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以“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为重点;要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可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要求。但是,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概念、结构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意义和对策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亟待深入。     

昂扬而凝重的话题:俄罗斯法治转型进程中的法律自治

法律自治作为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和现代法治国家建构的基础,近现代以来,虽然各国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侧重点有所差异,但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行为最高的世俗评判标准和法治社会建构的终极目标,俨然已经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共识。俄罗斯的现代法治转型历时二十余年,已经形成其独特且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规则,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俄罗斯在加速推进法治的现代转型中,一方面对重构的法律体系不断地补充与完善,使之更加合理和高效化;另一方面,进一步革新法律制度和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顺利推进及法治国家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