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性诉讼：旅游消费者群体性纠纷救济的制度更新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的繁荣以成熟的旅游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保障。在旅游过程中,当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知悉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等被侵害时,因旅游消费的特殊性,考虑到成本等原因,多数的旅游消费者选择沉默或"弃权"。虽然,新制定的《旅游法》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群体诉讼的模式规定由代表人诉讼来解决旅游群体性纠纷,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功能在解决大型侵害纠纷上发挥得最佳,在解决"小额多数"性的旅游群体侵害纠纷上发生功能错位而不能完全满足旅游消费者群体性侵害纠纷之解决的需要。通过比较、分析各国群体诉讼形态之功能,本文指出德国式的职权型示范诉讼更能够有效的解决"小额多数"的旅游消费者群体性纠纷。     

环境公害群体诉讼的障碍与对策──从环境公害诉讼看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群体诉讼是解决环境公害纠纷,实现环境诸价值的重要的程序手段;各国在环境公害群体诉讼方面的发展趋势要求我国在代表人诉讼制度方面进行观念更新和程序完善,使这一制度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程序保障。本文分析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环境公害纠纷时显现出的制度缺陷,并在当事人制度、举证责任。赔偿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环境公害群体诉讼即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对策。     

我国诉讼代表人适格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发展,各种现代型纠纷的出现也愈加频繁,例如环境侵权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群体纠纷等,与之相对应,在法律领域就出现了各种现代型诉讼。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能一定程度上解决群体纠纷,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中适用较少,其中不乏立法规定粗糙之原因。文章拟从诉讼代表人适格的角度切入研究,通过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设计来反思和完善我国诉讼代表人的相关制度规定。     

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研究

通过个别诉讼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难以对经营者形成足够的威慑力,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客观存在。即使将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职责"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勉强解释为立法者赋予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以形式性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以该请求权为基础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也只是受害消费者享有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集中行使方式。除非立法机关为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另行创设实质性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注定与特定受害消费者存在密切联系,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及其发放难题。因而,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对行政处罚与刑事罚金仅构成补充,在完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同时,应当强化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与其他消费者权益保护手段之间的协作机制。     

消费者群体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消费者群体诉讼制度是为了解决人数众多的消费纠纷所设立的一种法律制度。本文指出消费者群体诉讼制度具有诉讼当事人人数众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判决效力具有扩张性,诉讼有公益性的特点。     

论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

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纠纷诉讼解决机制中在前置程序、诉讼方式、法院受理案由种类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立足现有法律的规定,可以适当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规定,对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纠纷的诉讼方式进行完善,以更好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良好的秩序.     

逆向诉讼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建行与徐娜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说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一般应当由受害人起诉侵权人，但是，笔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侵权人（本文所称的“侵权人”是名义上的或争议中的，亦即尚未经法定程序确认的、未必是实体法意义的侵权人的人）起诉受害人，即由侵权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请求依法确认侵权人对受害人是否承担民事赔偿或补偿责任；如侵权人对受害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则请求依法确认侵权人对受害人的赔偿或补偿数额。本文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由侵权人对受害人提起的确认之诉称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逆向诉讼（下称“逆向诉讼”）。     

我国群体诉讼的类型化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群体性纠纷不断增多。以群体性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为研究课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对比分析,结合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区分群体纠纷的具体情况,引进和设计不同的诉讼机制,以期构建我国较为合理的群体纠纷诉讼制度。     

消费诉讼要走出“追鸡杀牛”的困境

正毋庸讳言,当前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过高,极大阻碍消费者维权热情,导致消费纠纷出现恶性循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消费维权过程中,消费者面临取证难、投诉难、鉴定难、诉讼难、赔偿难等诸多问题。正如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教授所说,消费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权比较困难,维权成本高,有的时候"为了追回一只鸡,必须杀掉一头牛"。     

论消费者纠纷的解决机制

消费者纠纷具有特殊性,应当据此对该类纠纷的解决做出特殊的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消费者纠纷解决途径,包括尽快建立专门的消费者争议仲裁制度,设立小额法庭,鼓励和授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进行集团诉讼和团体诉讼,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从而为解决消费者纠纷提供有力的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