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东盟、中国与印太构建

本文对构建中的印太秩序进行分析,提出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变量。本土实践是指基于实践共同体地方背景知识,在国际互动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界定互动基本规则和基础架构的实践。当前,印太地区的重要本土实践包括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秩序进程,和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其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东盟中心"、发展地区主义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对印太秩序产生重要塑造作用。     

东盟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与东亚经济合作

新地区主义强调区域合作的开放性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以自由化、市场化与竞争力为导向,既寻求发挥地区内合作潜力,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强调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促进。近年来,东盟加快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目的就是通过政府的作用、集体的形式,改     

中日和解的缺失: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解释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前沿阵地,但东亚却面临着"巴尔干化"的危险。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而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却相对匮乏。这就使得中日之间缺乏有利的安全环境,从而也使两国长期为历史问题所困,从未实现真正和彻底的和解。而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验证了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对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东亚,无论是轮辐式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相较于欧洲,都呈复杂形态。因此,在厘清它们的分际之后,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为中日两国早日实现真正的和解,提供一种所需的路径选择。     

中国—南盟地区主义:建构及挑战

随着南亚地区在中国地区主义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如何建构与南亚地区合作组织南盟的关系以及建构中国与之合作的身份越来越重要。建构中南地区主义的意义显而易见,大多数南亚国家均需要在南盟这个平台上建构起与中国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出于政治安全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也愿意积极与南盟建构中国—南盟地区主义。但囿于南盟内部问题以及固有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影响,中国要建构中国—南盟地区主义殊非易事,面临诸多挑战,如何选择建构路径是中国—南盟地区主义建构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非洲地区主义发展论析

非洲地区主义是非洲国家间的一种政策选择 ,在本质上属于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的发展范畴。它是非洲国家促进社会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的一种发展战略 ,也是一种适应全球化需要的新形式的南南合作 ,其目的是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解决内在的发展问题与紧迫的跨国性问题。就功能而言 ,非洲地区主义主要表现为“发展型地区主义”和“安全型地区主义”。     

论GMS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利益的实现

GMS地区虽然是一个历史文化多样、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地区,但GMS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在GMS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为成员国共同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GMS地区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碍,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克服GMS地区主义发展中的各种阻碍,抓住发展机遇,维护和实现其政治价值观念、国家安全利益及国际经济安全。     

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地区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与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但国内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鉴于此 ,本文试着对地区主义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的、偏重于政治层面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 ,作为一种多边主义形式 ,地区主义反映了地区范畴内从相互依存与国家合作到一体化、认同与社会聚合的相互作用进程 ,仅仅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对其加以界定和理解是片面的。在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性变革的背景下 ,地区主义呈现出了地区内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加强、制度化程度提高和目标多样化的特征 ,它的高涨为国际关系增添了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新的结构层面与脉络 ,推动并规范了地区及世界新秩序的形成 ,有助于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并对多种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     

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向来是大国政治和军事角逐的焦点地区。东南亚国家为了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安全机制"东盟方式",这一模式在稳定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8 年东盟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展现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但在 2008 年 7 月以来柬埔寨和泰国发生的边境争端中作为不大,则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局限性。"东盟方式"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正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海合会一体化中的优势与困境

海合会是中东地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运行最为成功、结合最为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在中东众多区域性组织日渐衰弱或瓦解的情况下,海合会身处恶劣的中东安全环境,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独树一帜,成功地推动海湾地区一体化进程,探索出一个适合中东区域特点的地区主义发展模式,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合会区域发展的优势突出,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同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研究海合会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对中东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域性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东盟地区论坛步履蹒跚

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是东盟对地区安全合作的一大贡献.成立13年来,论坛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人们必须看到,目前论坛步履蹒跚,运转不畅,从而影响其对地区安全事务发挥应有作用.     

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越南与东盟一体化:在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

本文以东盟一体化发展进程为背景,分析不同时期越南在东盟一体化中的角色及作用。冷战时期,越南的民族主义推动了东盟的诞生;后冷战时期,越南与东盟改善关系并加入东盟,越南的地区主义助推东盟的扩大和深入发展。越南在东盟一体化中的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越南依据其民族国家利益,结合世界和地区情势做出的理性选择。东盟共同体建设完成后,越南仍然会以其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充分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在东盟一体化中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智者不惑，强者必趋——简评《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

近年来，随着东盟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学术界对东盟以及东盟对外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两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围绕地区一体化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核心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现实主义被划归为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范畴，而建构主义则被划分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徐本钦教授纵论东亚新地区主义

近年来兴起的东亚新地区主义是学术界广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外的许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在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内涵、特征等问题上形成了各自不尽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了解外国学者、特别是来自东盟国家的一些学者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观点和看法,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东亚新地区主义是十分重要的。2006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徐本钦先生(Shee Poon Kim)应邀来到云南,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作了题为“东亚的新地区主义:朝着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的主题演讲,介绍了他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一些…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欧亚地区主义

核武器的出现使大国战争再无完全的胜利者。地缘经济竞争日益取代了哥伦布时代以来地缘政治竞争的优势地位,战后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时代趋势的反映。"一带一路"是在欧亚权力对比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的洲际地区主义合作倡议,其实质是一个经济地区主义合作机制,因此解决不了洲际安全问题,更不可能"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实质、局限、目标与效用评判标准均需细致的分析与界定,才能避免出现对其评价简单随意的倾向。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应该彼此推进、相互为用,政府主导的地区主义必须以本地区的地区性水平为基础。中国应该塑造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的安全环境,从而打破"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的羁绊,推动其顺利发展。"一带一路"需要使长期愿景与阶段性目标、国家实力与政策设计、中国的主观愿望和沿线国家的需求相协调。     

区域间合作与东亚区域主义

区域间合作以其特有的区域效用在东亚区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互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条件下运行的东亚区域主义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自身特征,包括东盟主导、弱制度运行,政府驱动、公民社会跟进,软安全优先、多领域推进,进程导向、奉行渐进主义等.当然,这也滋生了一些难以祛除的自身缺陷,如内聚力不足、外倾性明显,大国作用不足、中小国作用明显,"硬力量"不足、"软力量"明显等.就此,东亚地区主义陷入排他性和开放性之间的"两难选择".     

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

在东南亚地区,随着束埔寨问题的解决,东帝汶问题就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安全问题之一。东帝汶问题自1974年印尼入侵东帝汶以来一直是地区热点之一。在东帝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外部大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东帝汶独立过程中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来探究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的外交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