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券公司在从事经纪业务时与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关系

证券公司在从事经纪业务时与投资者之间是代理关系。间接代理制度与现代行纪合同关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修改《证券法》时将"经纪业务"置换为"代理业务",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在《民法典》代理章规定间接代理制度,并规定间接代理中被代理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间接代理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论基金管理人与证券公司利益冲突交易的法律问题

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参与的利益冲突交易的规定结合具体的案例作了论述,以契约型基金为中心,着重探讨了基金管理人的忠实义务及利益冲突交易的问题,特别是在公司新股发行及增发、配股时,基金公司与承销商存在关联关系时,如何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受相关自我交易的损害.     

证券服务机构独立责任承担的探讨

证券服务机构责任承担问题是2005年证券法修改时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是对我国目前证券服务机构现行的责任机制和证券服务机构有约束的自律、许可证制度、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加强证券服务机构民事责任的结论.通过对现行民事责任中的连带责任进行分析,认为应当建立独立责任机制并辅助以其它相关制度,确立证券服务机构独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审判管理与审判规律抉微

审判规律是审判活动各要素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联系。审判是第一位的,管理是第二位的,二者是主从关系,因此,审判管理必须尊重审判规律,使审判管理各项工作机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充分考虑审判工作的特点,符合审判工作实际。     

论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的关系

大陆法系侵权责任法的特点在于,其采一般条款模式。我国学界也普遍认为,侵权责任法应设计一般条款。但是,一般条款的抽象性特点决定了它无法适用法律可操作性的要求,因此,要求类型化的规定予以配合。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应当妥当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立法技术的要求,涉及到侵权责任法内容体系的建构,而且,也会影响到侵权责任法的具体适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试论证券投资者民事诉讼救济模式择优选择

现行法律对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依然停留在国家公法监管层面.从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到事后处罚,主要是依靠证券监督管理机关的行政手段.当市场投资者合法权益遭受侵权行为损害时,侵权者所承担的多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种公法意义上的责任承担方式貌似严苛,但却很难使投资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害得到有效弥补.证券监督管理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司法机关所作出的刑事处罚,使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全,但却导致投资者的民事权益被实质上排斥在法律救济之外.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法制私法化倾向的日渐凸显,对投资者的民事权益予以全面保护的呼声愈发强烈.而若实现投资者民事权益的应有保护,证券集团诉讼应是证券民事赔偿救济的最优模式.     

论环境社会自治与法治的关系

环境社会自治作为社会自治的一种具体形式,它与法治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社会自治与法治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私法自治对环境社会自治亦能接纳和渗透;环境的＂软法＂之治更体现了环境社会自治与法治的契合。     

电子订约中要约邀请与要约的区别——兼评UECIC第11条

电子订约中要约和要约邀请的区别需要考虑交互式应用程序、信息交易、网站广告、公众要约、点击合同及网上拍卖等更为复杂的因素。UECIC第11条着重通过考察当事人的意图来判断一项提议是否属于要约,即明确指明提议的当事人打算在提议获承诺时受其约束的提议属于要约,从而使得UECIC保持了必要的灵活性。我国立法宜根据非歧视原则和最小化原则并借鉴UECIC予以完善,并对附条件的要约等作出补缺规定。     

论中央与地方分权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当前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正式制度主要存在供给不足以及配套性和操作性较差等问题,应当通过立法和修法予以解决。非正式制度方面,省级行政长官选拔任用过程中,存在由中央政府确定候选人,最后由地方人大以"选举"方式认可的习惯。这会造成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扭曲,导致官员唯上不唯民,并阻碍了公民"偏好"真实顺畅地表达,不利于维护和保障该地方人民的合法利益。应当依法清理中央对地方的审批项目,并细化和强化相关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央官员寻租的可能性。     

论上市公司收购与公司社会责任

本文首先考察了美国上市公司收购与公司社会责任的运用状况,其次分析日本对上市公司收购与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运用,最后探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规范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中的运用可能性,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强调公司社会责任,鼓励进行有社会责任的收购行为,防止恶意收购;第二,利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防御外资并购。     

从国际法视角看非政府组织与国际联盟关系的演变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由来已久。自出现以来,它与国际联盟经历了蜜月期和疏远期。探究非政府组织与国联系与演变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促进二者互利、健康、协调发展。     

表见代理中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及其行为样态

表见代理制度中本人的可归责性是其承担履行责任的正当性依据,其特点是并不以主观过失为必要,而是以过失为中心上下挪动。对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必须斟酌多种因素特别是结合相对人的信赖合理性进行弹性化处理。本人可归责性的行为样态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论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与公司无效

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或违法导致公司无效,几乎被我国公司法理论奉为公理,但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论断也并非正确。章程是设立公司的必备要件,章程无效必然导致公司设立无效。我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应当记载事项,不应全部界定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应从法律行为不成立和无效的角度,界定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证据的合法性与行政诉讼败诉风险关系辨析

行政诉讼是法律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侵害的行政救济手段,证据是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关键,证据合法性又是证据不可或缺的条件。诉讼中,因证据缺乏合法性而被审判机关排除又会导致败诉风险,因此确保证据的合法性,是降低行政诉讼风险的关键,行政机关需要从转变执法理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依法行政、充分利用相关的法律方面确保证据合法性。     

对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科技的关系的法哲学阐释

法律制度与科技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理论问题。法律如何促进科技创新这一问题,实际上追问的是什么样的法律理论和什么样的法律是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的。基于一种法实证主义的立场,法实证主义的中立性和社会性命题支撑了法律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法实证主义传统的强制性则需要加以更新。促进科技创新的这种特定的法实证主义立场的理论限度就是其道德理论上的限度。     

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制度缺失——中国联通租赁费收益计划方案评析

联通收益计划作为我国第一单证券公司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业务,开创了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这种产品本质上属于资产证券化产品.但由于该计划的基础资产并非一项独立的财产权利,而且采取委托代理的法律结构,使这种产品无法实现真正的资产信用.如果不能够在制度上完善,则资产证券化作为制度创新的优越性也就不存在了.     

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结构的缺陷及其完善

基金治理结构是世界各国基金研究的重点.按组织结构,基金可分为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无论哪种都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理念的高度制度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共同受托人模式"基金治理结构的立法和运行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