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侵权——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这是我国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中对于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责任的设定。但是该条规定存在着一些问题。该条没有划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要求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这对于有些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不公平的;再者,它没有做到很好的平衡言论自由与权利保护,没有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本文通过梳理36条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改进的办法,以此促进网络产业的发展。     

浅析我国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以《侵权责任法》第41-47条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制度,但产品责任主体的范围仅限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太过狭窄,不利于保护现代社会缺陷产品受害人的利益。从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本文还简要阐述了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的分类,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论《侵权责任法》的不足及完善——兼评《侵权责任法》49条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民法典主体部分已经完成,该部法律的出台,对于完善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的承担与分配、预防和减少侵权民事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主要以《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为例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     

论民法法域下对人肉搜索侵权的保护

借助互联网进行人肉搜索,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可言,但是,当人肉搜索的力度超越了它自身的限度,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时,人肉搜索就不仅仅是一种搜索方式,而是触犯了法律,达到了违法的行为。尽管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人肉搜索侵权行为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在民法法域下发生人肉搜索侵权行为时,被侵权者有受保护的权利。就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人肉搜索的内涵,之后就民法法域下的侵权保护进行了探究。     

家庭教育法治化背景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视角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现代教育体系的三大支柱,家庭教育法治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对《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所渗透的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家庭事务参与权及健康发展权进行分析,指出存在家庭内部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缺失、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体系不够完善等困境,提出应树立正确的家庭自治观、优化家庭教育司法体制,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操性,打通家庭教育模式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浅谈以自由为基点的“人肉搜索”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现象,从产生之初就被看作是网络侵犯公民民事权益的主要方面,而忽视其积极意义。自2001年陈xx事件至今我们不断看到人肉搜索负面价值的减退,而以微博等新媒体作为一种评价机制与信息渠道,畅通了沟通平台,同时也给权利保障、网络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浅谈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之保护——以阳泉法院为视角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人民法院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从少年审判实际出发,启动了在全国17家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试点工作。首次把集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民事案件、探索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制度作为此项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求试点法院先行探索、积累经验、取得成果。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被确定为试点单位之一,也是山西省唯一一家试点法院。2007年5月阳泉中院正式组建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所辖三区两县法院也根据中院的要求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先后设立了少年法庭或者涉少案件的专门审判合议庭。     

论我国合同法对可得利益的保护——以《合同法》第113条为视角

合同一方违约,使得合同相对方之利益遭受损害损害利益包括积极利益和可得利益。因积极利益一般比较容易确定、原告比较容易举证之特点,《合同法》对于积极利益之保护比较全面。由于可得利益,是未来可能得到的利益;同时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双重属性;某些情形,有签订之合同不相关因素介入,而立法上,对于可得利益之保护有限;现实中,原告举证也比较困难,取得可得利益,常常需要具备各种要件。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问题探析——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为例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作为网络服务提供主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问题受到关注,我国《著作权法》未对网络侵权有明确规定,但授权行政机关制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作为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运营行为的活动准则,该条例给予网络服务提供者较低的侵权行为注意义务。然这一规则在实践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应该对现行免责规定进行适当限制,以更好的平衡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以《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为视角

现行法律规范中,还未出现针对性指导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原则。就我国现状而言,构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已迫在眉睫。侦查讯问具有讯问环境的相对封闭性、讯问过程的强制性、讯问方式的直接性、讯问各主体间的冲突性的特点,极易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结合未成年人心理脆弱、法律决策能力较低的特点,遵循讯问程序法定原则、禁止强迫性讯问原则、合法利益最大化原则、讯问程序人性化原则、严格程序性法律后果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及时有效原则、全面细致原则,从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以网络服务商侵权为视角

互联网背景下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一方面,明确信息主体的权利,赋予其删除权;另一方面增加网络监管部门的义务,协调各部门法,形成一体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限制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行为。     

论未成年人犯罪之网络诱因——以文化冲突为视角

犯罪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随着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兴起，以文化冲突理论为视角，体察、解读网络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就显得至为重要。由于文化冲突理论强调犯罪是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之间冲突和对立的产物；故该理论将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作为考察文化冲突的社会场景，将该种犯罪亚文化归结为未成年人与网络的差异交往，并在未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失范状态中把握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和对立。     

论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以新《公司法》第72条为视角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不仅涉及到公司债权人、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新《公司法》对该问题有明确规定,但并不全面,本文将对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问题进行论述及分析。     

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的构建——以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为视角

少年司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刑事诉讼法》专章确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并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都处于探索阶段。从少年司法的原则和理念、国内外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分析,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是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可行路径。     

浅析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为视角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于2013年1月1日在全国正式实施。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借鉴吸收了很多域外的制度,显示了我国在司法上向国际社会靠拢了一大步。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大家最关注的无疑是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很多人也由此将刑诉法称为小宪法,而刑诉法中新增加的另外一项涉及人权保护(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的内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吸引众人眼球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论强制辩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为中心

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进一步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律师辩护权,然而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者有效辩护。有鉴于此,反思《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之性质,缺少程序性制裁要件是强制性指定辩护与强制辩护的关键区别。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强制辩护会损及未成年人的自主权与选择权,但强制辩护在保障未成年人利益及维护司法正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和专职律师制度,实现强制辩护的制度功能,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法律干预——解读新增加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是该法自1992年1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对该法的首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