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公共性:消费社会中乡村公共空间的资本化及其超越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其形态和功能对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乡村正逐渐由传统生产社会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型,乡村的消费属性日益突出。在消费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呈现出资本化趋势,即资本与空间深度融合,资本成为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公共空间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化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乡村公共空间也存在诸多问题。克服空间的资本化危机,需要以公共性为导向,通过树立正确的空间发展观、促进社会参与、创新治理机制、丰富乡村公共活动等途径,重构乡村公共空间。     

公共舆论视野中的乡村治理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没有充分重视培育和发挥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功能,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显得薄弱.以公共舆论视角来分析当前的乡村治理,可以发现其两大难题,即农民的"私"观念严重、公民意识缺失,及农村传播媒介全方位边缘化.为此,需要政治权力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担负起培育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职责,着力发挥乡村公共舆论的功能,以把乡村治理提高到新的水平.     

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嵌入乡村社会之后,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凭借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垄断,党组织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决策者的角色一致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利益多元、社会分层一度导致农村党组织的功能弱化,呈边缘化趋势。乡村治理要求农村党组织必须将自身角色定位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政治参与的引导者、思想的教育者、社会秩序的调控者,方能发挥农村党组织应有的功能。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农村党支部在促进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

当前,农村党支部的配置完备,但农村党支部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支部建设活力不足,创造性开展乡村治理的主动性不强,广大普通党员在乡村建设中很少发挥独特作用,农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不足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挥农村党支部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务必在加大对农村党支部培训提升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党建阵地建设,不断提升党建平台的服务水平,不断挖掘普通党员的政治使命感,激活普通党员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更重要的是还要通过各种措施不断提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     

重构乡村共同体:项目进村与乡村社会公共性再生产

乡村社会公共性是构建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公共性逐渐消解,乡村共同体面临解析的危险。随着项目治国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式,进村项目将国家、社会与市场连接起来,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公共领域重塑和公共人再生,促进乡村社会公共性再生产,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振兴。     

全过程治理: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弹性治理机制建设

公共领域的冲突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2017年6月,第六届全国公共领域冲突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举办,会议围绕公共冲突的治理机制建设展开了讨论,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综合而言,公共冲突治理需要以全过程治理为指导,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化解与事后优化的弹性治理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注重前端管理,建立"表达-引导"的冲突预防机制;聚焦矛盾根源,建立"沟通-化解"的冲突解决机制;关注制度调适,建立"反馈-修正"的冲突管理优化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历史考察

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形成与演化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从历史角度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则是理解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关键。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农村公共产品问题，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之所以难以解决，不仅因为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乡村治理失灵，同样也与我国社会治理资源缺乏有着直接关系。从现实角度看，要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不仅要解决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整合各涉农部门职能，实现乡村治理和对于乡村干部的有效激励，还要努力培育有助于实现良好治理的社会文化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     

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重要性、治理经验及新时代发展途径

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在农村生态治理方面探索了众多切实可行的经验:强化了党对农村生态治理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农村生态环境补偿长效机制,将科技最新成果推广运用到农村生态治理中,多渠道提升了农民的生态意识,倡导绿色农业、走绿色发展道路等。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党对农村生态治理的领导不动摇,要坚持全面治理与创新建设相匹配,要进一步强化生态治理中的科技运用,要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规制度建设,要强化生产方式变革、进一步完善绿色良性生态循环等发展方向,实现我国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乡村治理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为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及乡村治理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也给传统乡村治理带来了新问题。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乡村治理的积极影响1、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     

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逻辑

建国以来,共产党通过建构组织网络体系完成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政治步骤,实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介领域的国家化与制度化,最终完成了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目的。然而,这种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被证明是低效的,从而导致了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政村治”的诞生。即便如此,由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诉求,“乡政村治”模式并未真正改变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总趋势。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近年来,中央对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本文总结了成都市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与启示,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特点和趋势,阐述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与挑战,提出了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七条对策措施。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强化农村疫情防控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点多、面广、战线长,是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近期疫情防控的主战场、最前端、第一线。大疫如大考。部分地区突然发生的疫情,是对我省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实战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微与重构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直接关乎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构成国家对乡村社会再整合的重要基石。然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面临式微的困境,即参与的主体趋于分化、参与的内容趋于私性化、参与的内涵趋于简单化。应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微需要厘清文化参与的三个维度、重拾文化参与的民主价值、建构科学系统的公共文化参与机制。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进公共治理社会化

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是新时期我国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社会组织在这一改革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在政府社会管理改革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进进程中,社会组织承接着政府让渡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